就在红二、六军团会师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已从于都突围出发，正在湘粤桂边与40万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艰苦奋战。在这严峻形势下，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认为，目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以积极的行动，策应中央红军长征。

那么，如何行动，向哪里发展？1934年10月25日，两军团给中革军委发去电报，报告了敌我力量及地方条件等情况，建议“以目前敌情及红二、六军团力量，两军团集中行动”，“两军团行动由二军团统一指挥”。与此同时，加强黔东根据地党和地方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原有根据地。红二、六军团主力向湘西发展，以此牵制、调动湘鄂两省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当时的中革军委却不同意这一建议，10月26日电令认为：“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电令向规定地域行动，勿再延误”，等等。

对中革军委的指示，1934年10月26日至27日，任弼时在南腰界主持召开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决策会议，认真研究分析了湘鄂川黔边的地势、民情、经济条件及敌情，认为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在黔东虽得到了暂时的休整，但这里的根据地刚开辟不久，很不巩固，地瘠民穷，粮食缺乏，兵员和物资补充均有困难，加上黔东地区狭小，既不利于红军大兵团迂回作战，也不利于红军以后的发展。川黔边我们党力量比较薄弱，加上地势复杂，情况不明，敌人统治力量较强，不利于我军向川黔方向发展。只有湖南的湘西一带，地处敌后翼侧，特别是澧水和沅水流域上游的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一带，最适宜于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最终确定：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向湘西进军，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以及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新的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打开新局面的目的。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再次电告中革军委，着重指出：“在敌我及地方条件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一二支队，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力量对敌一个支队无必胜把握，集中是可以打胜敌任何一个支队的，且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根据两军集中一起向湘西进军的行动方针，得到了中革军委的批准，红二、六军团进行了改编，进一步恢复和健全了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以及政治机关。经过改编，虽然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但由于任弼时是中央代表、原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原是南昌起义的代总指挥、红二军团军团长，在军内威望很高，关向应原是六届中央委员、红三军的政委，实际上已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核心的集体领导。

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以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经四川省酉阳县（今属重庆市）向湖南省湘西北的永顺、龙山等县急速挺进，实施湘西攻势。中共黔东特委则领导黔东独立师，坚持游击战争，策应红军主力向湘西进军。

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像尖刀插进了国民党腹地，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对于保持和壮大革命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和接应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