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从江西省于都县突围长征后，沿着红六军团西征时的线路，一路艰辛地向西行进到湘桂黔边境。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血战湘江减员5万多人，几乎陷入绝境。12月9日起，中央红军兵分三路进军湖南省通道县。此时，蒋介石已判断出中央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一方面调集重兵，在通道以北布下了严密的“大口袋”；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彻底歼灭中央红军。如果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毛泽东根据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根据地。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方针，并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贵州，把几十万追击的敌军统统抛在湖南的西南地区。但博古、李德仍顽固地坚持要北上湘西，并电告红二、六军团以军事行动接应中央红军。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的错误方针，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西进贵州并在黔北建立新根据地。

通道转兵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使中央红军暂时摆脱了险境，挽救了中央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这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生死抉择，是中央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新起点，在组织上、思想上为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通道转兵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对红军军事上的领导，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按照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方案，中央红军基本上是沿着红六军团先遣西征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的五岭山脉一路向西行进，再从湘桂边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分析判断出中央红军的战略意图后，先是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了四道封锁线，调集了40万兵力进行追堵，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在湘江东岸或湘江与潇水之间。中央红军血战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国民党当局又集结重兵在城步、新宁、绥宁、武冈、通道等地构筑碉堡线，布下“口袋阵”，企图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面对严峻形势，为吸引牵制住更多的敌军到湘西北，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有力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任弼时、贺龙等红二、六军团领导人认真分析和审慎研究了当时局势和红二、六军团的任务，确定了红二、六军团统一行动进军湘西、发动湘西攻势的重大战略。尽管两个军团刚刚会师还来不及全面休整和扩充兵力，兵力不足8000人，但仍以顾全大局的意识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载入史册的湘西攻势。

在历时两个月的湘西攻势中，红二、六军团勇往直前，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境地区，先后取得了十万坪、浯溪河等大小几十场战斗的重大胜利，共击溃国民党军15个团，歼灭近五个团，连克永顺、大庸、桑植、桃源、慈利等县城，占领和控制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的大部分地区和龙山、桃源、慈利等县的一部分地区，扩大了新的割据区域，控制了湘西北的局势，迅速打开了新局面，形成了包围常德、威逼长沙之势，牵制了追堵中央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及地方保安团共30余万兵力，在战略上打乱了蒋介石“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长征，为创建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奠定了可靠基础。

湘西攻势的胜利，充分体现了红二、六军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充分体现了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坚持从斗争实际出发确定战略行动方向的求实精神，充分体现了红二、六军团全力配合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大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