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

创造黔东苏区

七、八两师分开前，对一些方针政策问题争了三天。一是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点还是建立苏区的问题。夏曦强调建立面（苏区），而我们主张由点到面。二是打土豪及对团防的方针问题。小关提出只打罪大恶极的，夏不同意。我们打个旧社会的比方，问他是要千家怨，还是一家怨，是得罪一千家好，还是一家好？最后他才同意了。那时候我们对什么是中农，什么是富农也不大懂，夏曦也说不清。以前潘家询夫妇说夏“穿了缝裆裤讲开裆裤，还应当再‘讲习’（学习）一下”，夏很伤心。还是万涛他们一些人在洪湖时常常下去摸，还懂得一些。

七、九两师分开，我带九师，夏曦带七师，主要是搞五峰、长阳、巴东这块地区。结果，他跑到磨盘州、西斋搞了一下。在西斋，卢冬生和他闹。为什么他带七师呢，是他要带的。卢冬生是湘潭人，他是益阳人。我说你们在一块不一定搞得好。他说可以，但结果还是没搞好。

关于红三军入黔的原因，原来打算先把彭水打下来，给反动派一个下马威，回头来再占领酉阳。在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建立根据地。因为这个地区是四川湖南交界的地方，反动势力统治薄弱，封建主、地主比较集中，贫雇农多，物质也较丰富；我的老关系多；山大，有利条件很多。打下彭水后，我们非常高兴，准备回头再打酉阳。但夏曦一个人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彭水前面是江，后面是山，地势不好，敌人来了不得了，决定过乌江入贵州。

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商量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如何争取神兵的问题。在枫香溪会议上提出来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但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晚上召开了干部会议，我去请夏曦。小关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的内容是：登记党团员，恢复党的组织，派一批干部去做地方工作。小关主要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讲的。夏则一句未说。

建立黔东根据地的意义：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六军团被敌人切成了三段，会师后连做饭吃的家具都没有了，马也都丢光了，很狼狈。我给他们营以上干部都配上了马，发了七八挺轻机枪。

红二、六军团会师

我们二、六两个军团会师以前都是多灾多难的。六军团肃反，不是也错杀了好多干部么，组织上让王震带一个班去杀张平化，王震去了一看，张平化那象个AB团呢？就没有杀。就因为这件事，王震也上了黑名单。王震指挥部队在九渡冲一仗打好了，这才解除了他的黑名单。那时，不是张启龙也开除了党籍吗？二军团就更惨了，党员只剩下夏曦、关向应、卢冬生和我四个人，根据地搞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干部损失最大。所以，两军都希望会师。六军团需要休息，二军团希望会师解决路线问题，党的领导问题。

那时，红三军听到六军团要来，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们出发是过去撞六军团去的，我们出发走了一天，六军团来了。第一批李达带二百几十个人找到我们；第二批郭鹏；第三批任弼时、王震、萧克都来了。

会师后，中央来电让分开，因为中央对六军团的情况不了解，对红三军的情况也不了解。两个军团不能分开，也不同意分开。

红三军有个特点，善于走路，一天可以跑百多里路，要打就打，不打就走，人不多但很精干。那时准备到陈渠珍的窝子里凤凰等地去，牵动敌人，减轻敌人对中央红军的压力。永吉城（应为“永绥”）不好打。茶洞一面是城一面是水，过去住个副将，是战略要地。围沅陵也是为牵动敌人。以后又打了浯溪后河。

红三军开始恢复政治机关，黄新廷任政治部主任，廖汉生任九师政委，后来在政治部。打下永顺后开了个会，解决夏曦的问题，很仓促。

二、六军团会师是团结的，六千多人，六千多个心，可是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要怎么走就怎么走，要怎么打就怎么打。个别不团结的现象是有的，那是大海中的一个水泡。总之，二、六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

关于反“围剿”问题

从常德、桃源回返大庸，是估计敌人的“围剿”要来了。在溪口可以把三县（永顺、大庸、桑植）把起（“把起”系桑植方言，即把守住的意思，下文“把澧水”，系指敌人把守澧水），把澧水封锁不了我们。那时，六军团只有郭鹏一个团行动，其余留在大庸、桑植一带。在大庸留些部队把守，主力放在慈利打两仗也可以，那里有平地又有山地，有密林，富足，人多，扩兵也容易，又是个很好的战场。黄石、浯溪河、蟠龙桥、凉水井、观音寺都很不错。临澧、石门南乡多富，北乡多肥呀！这地方地主多，通津浦有地主几十家。从慈利到大庸，走过沙木桥、九溪、三官寺，人口也很多，扩了许多兵。在新安，部队整训，可以不回来的。两军重新会合，看到这个地方（指大庸等地）很好。从前湘赣军区只有几十里路，现在看到这样大地区就满足了，想蹲下来，眼睛只看到大庸十八坪。红军扩大了（几千人），武器增加了，打敌人个把师是可以打的。这里有很广大的地区。从慈利出发带了一、二百只船上水回到大庸。我们回到大庸后再出肯定是可以的，澧水、沅水挡不住我们，走南面可以出，东面也可以出，北面也可以出。张家湾、竹子口、黄石，能打就打，不能打过澧水石门也可以。我们如一只拳头伸出去，可以威胁常德、桃源。在这期间打上一两个好仗，就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主张伸出去，但六军团怕水。其实水不深，可以随便徒涉的，南边、北边都可以出去，把他们封锁打垮，里头一坨，外头一坨，比较灵活。总之，出去是比较有利的。出南岸（慈利、桃源）可能比较好些，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当时争论不休。我们是轻装，地形熟悉，敌情了解。论战斗力来说也可以，过去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和他们争常澧，现在这么多人还怕？湘、资、沅、澧四水，我们困难，敌人也困难，他们要多少兵才能摆满。这边（西边）陈渠珍那边三个保安团和川军郭汝栋部，敌情并不严重，伸出去打比在里头打好。里头打，把坛坛罐罐打烂了。中央苏区也是向外面打。从前打仗自己用框子把自己框起来了，邓中夏、夏曦都是“寸土必争”，红军休息一天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南只能打长沙，向北，我们几次出去都打了胜仗。永顺城消灭了张振华一个旅，也是出去打的。打鱼的下拖网，鱼还跳出去嘛，我们比鱼还差？那还是“寸土必争”，根据地舍不得放，有个包袱，有的人不主张出去，就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寸土必争的东西。

溪口、后坪战斗，拼消耗，那个地方小，不能大踏步地前进后退嘛，自己被动。

围龙山，主要是想消灭陶广、陈渠珍。那一仗未打好，围城也未围好，军部住兴隆街，四师冒一点就冲出去了，有点右倾。原来围城、打援、休整，后来改为围城、休整、打援，是个被动的打法，力量分散了。围城、打援、休整、扩兵是正确的，如果围城打援，我们两军团的力量就集中起来了。打一路，打弱的，打了陈渠珍再打陶广，可以转得开的。这里有不同的意见，一个叫主动，一个叫被动。这是整个路线的问题。

两个军团会合是很好的，以后的行动也是很好的，出差错是个别的。两个军团团结得很好，互相帮助，互相支援，亲如兄弟。反“围剿”中某些战役没有打好，不是两个军团的问题，是整个路线问题。

根据地的路线政策问题

我们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军事路线和政治路线是逐步转变的。（遵义会议以后）接受了毛主席的领导，但是还存在着三次“左”倾路线的残余。对毛主席的思想，我们是逐步认识的，并不是遵义会议的决议一来，就马上接受了，这其中有个过程。我感到我们对军事路线比对政治路线认识的好，军事路线转变的快一点。因为当时军事压力大，逼着我们去改，政治路线的转变则慢一些。

任弼时同志（在湘赣苏区）执行“左”倾路线，一到湘鄂川黔他就转变了？不能这样说，那么他对遵义会议的决议没有接受？也不能这样说，他接受了，但改的是很慢的。解决夏曦的问题，他的批评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是不对的，如他批评夏曦时提到“北方落后论”和“罗明路线”。对贺炳炎的看法也有问题，他说自首（指在红三军“肃反”扩大化时自首）了的就不能重用，很长时间怀疑他。我对他说，贺炳炎大字不识，连共产党都搞不清楚，又怎么能是改组派呢？夏曦把干部杀完了还在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是大会决定的是小会决定的，我是不知道的，关向应也不知道。夏去六军团在前，中央电报在后，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

我们这些人不是猫子，猫子拉了屎能埋起来，你还能埋起来的呀？“左”了嘛，很多不该杀的杀了嘛。湘鄂川黔就那么好呀！一点问题都没有？群众起来没有？

收集历史资料，收集什么？湘鄂川黔要不要红线？红线是那个？反面的多正面的少嘛。湘赣执行的是不是“左”倾路线？如果把毛主席的指示多研究一下，我们都拉出去了（指到根据地外部作战）。“左”的东西印象深。

同志们可以研究一下，对湘鄂川黔这一段，可以不当一个路线问题提，但是要把正确的和错误的写清楚，而且要说明是逐步转变的，这样才比较合乎当时的实际情况。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