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

一、六军团北上、西征及与二军团会师

一九三三年五月，中央为了加强湘赣苏区的领导，派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任弼时同志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六月间在永新，我们按军委命令，将红八军改编为红六军团十七师，我为师长，蔡会文任政委，李达任参谋长，李朴任政治部主任（不久，王震同志为主任），下属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

我十七师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开始北上。这天的拂晓，在分宜县以东的肖公渡，我们一举突破了敌人沿河设置的防线，涉渡了袁水。我军涉袁水的行动，使蒋介石大为震恐，急令朱耀华等部进行堵截。这次战斗，敌五、六架飞机三次由南昌飞来临空助战，使我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的阻碍，伤亡不小。当战斗正在紧张时，我巧妙地利用缴来的敌陆空联络信号，诱使敌机对开始溃退之敌狂轰滥炸，我全线乘胜攻击，敌全部溃退到潭山市。这一胜利，打出了威风，冲开了前进的道路。在黄沙战斗结束的当夜，我们与红十六师会合了。

十七师北上以后，敌人乘机进攻我湘赣苏区，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被敌占领了。我十七师回师湘赣苏区，同留在那里的十八师会合（实际上只有五十二及五十三两个团）。这时，敌人调集重兵，妄图乘我十七师长途行军的疲劳和严重减员，进行大举围攻。我们在任弼时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在地方武装和苏区人民的配合下，两个师协同作战，连续打了两个胜仗。一次是四月上旬，在永新附近的沙市，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敌第十五师王东原部二个旅，活捉了旅长侯鹏飞、团长徐本桢及旅参谋长赵楚卿，这是河西（赣江以西）战场五次反“围剿”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另一次是四月中旬，在安福、莲花间之利田，打垮敌六十二师的王唷英的一个旅。这样，湘赣苏区的局势就开始稳定下来了。但是，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干扰，搞短促突击，以堡垒对堡垒，五、六两个月部队消耗很多，加之敌人对苏区层层包围，严密封锁，又占领苏区中心的永新城、钱市街等地，分割苏区，我军的机动范围更狭小了。六月底七月初，主力不得不退出苏区的中心地区，撤到永新南面的遂、万、泰三县之交，也就是井冈山的东南面——牛田碧江洲一带。

这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打破第五次反“围剿”的希望断绝了。在这严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开始作退出中央根据地的准备，同时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

经过充分的准备，我军于八月七日下午三时，全军九千多人，在独立四团的引导下，由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经日夜兼程行军，通过藻林、左安、高坪等地。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于十一日中午到达了湖南桂东县的寨前圩。十二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十七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十七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十八师师长，甘泗淇为十八师政委，谭家述为十八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

九月八日，我们在西延车田接到中央军委的一个训令，要我们在城步、绥宁、武岗山地区打击敌人，最少保持到九月二十日，然后沿湘桂边境行动，与红三军联系，在凤凰、乾城、永绥地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训令的主要意图是要红六军团钳制敌人，直接与即将长征的红一方面军配合行动。当时我们由车田出发西进，准备取城步、绥宁、武冈地区，但未成功，后来准备在绥宁以西打击西进的湘敌，不料在小水遭敌五十五旅的突然袭击。这时，湘、桂、黔三省敌军也先后集结在靖绥以北地区，防我北进。我们又迅速改变了计划，夺路南下，占领通道县城。渡灌水，西入贵州。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十月二十六日，在四川和贵州交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开了会师大会。这时，经中央军委批准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团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二、战斗在湘鄂川黔边

会师后，我们立即对当时整个战争形势和自己的任务，以及行动方针，进行了审慎的研究，认为：刚刚退出江西根据地的中央红军，正与优势敌军在湘粤桂边境苦战，夺路向西转移，二、六军团就应积极行动密切配合。我们两个军团会师的时候，二军团有四千多人，六军团有三千多人。当时人家说我们有万把人，其实只有八千子弟。虽然子弹不多，但士气旺盛，武器齐全。

湘西经济虽然落后，但我党的影响比较大。那里过去是贺老总领导的部队活动的地区，有比较好的群众关系。贺老总在这些地区人熟地熟，有利于我们发展。而且湘西的敌人力量薄弱，只有陈渠珍部三个旅和三个保安团，约万余人，加上被贵州军阀赶出来的杂牌军杨其昌、车鸣骥、雷明仇、廖怀均等部的四千多人，他们都是寄食于陈渠珍，总兵力不大，战斗力也不强，有利于我们向这个地区开展战略攻势。只有向湘西进军，才能达到牵制、调动湘鄂两省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转移；才能在游击战，运动战中建立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练出好队伍。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二、六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地区开进。这一行动惊动了湘西军阀陈渠珍，他害怕我军返回湘西，赶忙派出周仁杰、周燮卿和杨其昌三个旅共万余人，从永绥和保靖向北行动，企图阻止我军进入湘西。我先经湖北省西南角咸丰的百户司，向招头寨和龙山前进，将敌人向北牵动。当敌人进到招头寨南面的贾家坝时，我军即由招头寨突然转头东进，甩开敌人，乘虚袭占了湘西的永顺县城。

这时，陈渠珍的追击部队逼进。为迷敌诱敌，我们故意示弱，主动放弃永顺县城，向北撤退，果然敌误认为我军怯战，就经过永顺城向北追。我们一边走，一边看地形，选择有利于伏击、侧击敌人的地点和时机。第一次在永顺城北附近设伏于吊井岩，后又在颗砂和塔卧等地设伏，都因地形不利于大量杀伤敌人而作罢。最后，我们看准了龙家寨及其东北地区的地形。于是，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贺、任、关率二军团部和四师部署在毛坝附近，把十七师（两个团）放在杉木村东山，把十八师（一个团）放在北山。十一月十六日下午四时左右，敌前军龚仁杰、周燮卿两个旅进入我伏击圈，当他们准备在碑里坪宿营时，我们乘敌立足未稳，六军团从侧翼向敌本队发起猛烈攻击，二军团从正面猛打敌前卫龚仁杰旅。敌在运动中突然遭我猛烈冲击，兵多摆不开，枪多不能发扬火力，无法构成有力的防御配系。只两个钟头，龚仁杰、周燮卿两部就被我们打垮了。我们立即向前追击。追了十多里，发现杨其昌旅在距龙家寨北五里地左右的把总河构筑工事，企图顽抗。我六军团五十一团和二军团第十八团，立即准备夜战。经简短的火线动员，第十八团从右侧攻击，五十一团从正面攻击，不到两小时，就把敌人大部消灭。第二天追到永顺城，敌狼狈南窜。这一仗是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缴枪二千支，打垮了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

就在这一两个月的时间内，红军纵横驰骋于湘鄂川黔边区，约百万群众开始发动起来了。打开这个局面，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为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条件。第二，部分的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部署，迫使他们不得不抽出大量兵力对付我们，有力地配合中央红军在湘黔地区的行动。

三、贯彻遵义会议精神，胜利进行反“围剿”

一九三五年初，敌人派兵六个纵队，向我们建立不到三个月的湘鄂川黔边游击根据地进攻，这是敌人对我们的第一次“围剿”。敌人为了保障其追击我中央红军的侧后安全，企图趁我军在湘西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将我军孤立、限制和消灭于湘鄂西边境地区。

面对敌人的“围剿”，在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同志的领导下，湘鄂川黔根据地广大军民，进行了积极地反“围剿”准备工作，制定了作战方案。这时，党中央举行了遵义会议，克服了当时党内极为严重的也是主要的“左”倾路线的错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得知湘鄂敌人的联合作战计划以后，于二月一日给我二、六军团来电，要我们“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活动”。

三月，我们发现湖南敌人一部由王村向永顺城前进。我向前迎击，消灭了敌一个团，取得了反“围剿”的初战胜利。

四月中旬，敌人深入到我们的中心地区——永顺一带。那时我们的思想是很明确的。不再采取以主力对主力，以堡垒对堡垒的打法了，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有机会就打，时机不成熟就转移，在内线如果没有歼敌可能，就转到外线寻找战机。

队伍从中心区向北走了一天多路，到了桑植县陈家河，发现离我们十五里的地方有敌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来堵截，大约有两三个团。第二天早上，我们向前占领了阵地，认为地形对我有利，恰巧敌人向我攻击，我们稳住阵地，打退了进攻的敌人第一线兵力。在敌人刚溃下去的时候，我们抓住时机，转为战术反击，打到敌人阵地的纵深，两三个钟头就把敌人一个旅打掉了。

打掉这股敌人，就进一步把情况摸清楚了。陈耀汉还有一个旅和一个师部，可能会从塔卧向桃子溪方向来。于是，我们决定向桃子溪方向前进，打遭遇战。虽然不知道他有多少，但估计是五十八师的另一个旅加师部。因为他们刚到，马上打，就带着突然袭击性质。在离桃子溪八里的叉路上，把两个团展开，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措手不及，一下就被冲垮了。敌人退到后山，我军继续攻击，一直打到晚上八、九点钟，战斗才结束。给陈耀汉的师部和一个旅一个歼灭性的打击。由于敌五十八师的覆灭，震撼了敌人，各路“围剿”之敌纷纷后撤。这样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从而为巩固根据地，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五月，敌人又增加了兵力，集中八十个团对我们进行第二次“围剿”。这时，湖北徐源泉的四十三师、四十八师和谢彬的八十五师都来了。湖南方面，虽然不那么积极，但数量大，三个正规师（一师六个团）加七、八个保安团。我们就采取东守西攻的方针：东南对湖南取守势，西北对湖北、贵州取攻势。从五月起到八月初，在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转到湖北靠贵州边界地区和敌人作战。在忠堡战斗中消灭了四十八师一部分，俘虏该师师长张振汉，八月初又在板栗园战斗中，一举消灭了八十五师，击毙了师长谢彬。这样就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在新建立的根据地和边缘地区，还有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省委决定，领导机关分为前后两摊。前面一摊领导打仗，后面一摊领导地方工作，其中包括红军学校和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地方武装及军队后方工作。在“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规定红军的任务就是打仗。但二、六军团由于受红四军“九大”决议（即古田会议）的影响，六军团产生于湘赣苏区，是朱、毛红军在井冈山地区时的地方党和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所以三大任务的光荣传统，始终保持着。遵义会议后，这个传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建设中，更加发扬了。后来我们到华北，华东，还是这一套。

四、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根本原因

我们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以后，根据地和红军都扩大了。二、六军团会师时共八千人，刚过一年，即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十月，就发展了两倍半，有二万一千多人。在敌人新的大规模进攻将开始的时候，我们于十一月十九日，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了新的战略转移。

反“围剿”既然胜利了，为什么要离开根据地呢？

第一，敌人来得多。敌人从十月开始又组织第三次“围剿”，这次“围剿”的规模比前两次更大。第一次“围剿”敌人有六个纵队，四、五十个团，第二次“围剿”是八十个团，这一次是一百三十个团。敌人鉴于前两次“围剿”的失败，认为是使用杂牌军多及指挥不统一，这次“围剿”，以蒋介石的嫡系、半嫡系中央军为主。蒋介石还派陈诚到宜昌设立行营，统一指挥。在根据地四周不断增加兵力，构筑大量的工事碉堡，形成了更大包围圈。同时，厉行更为严密的经济封锁。

第二，地形条件不利。湘鄂川黔苏区周围，东有洞庭，北有长江，南有沅澧二水，西北崇山峻岭，粮食困难，在绝对优势的敌人重重包围、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不利于我大兵团的机动。

第三，经济落后，封建地主独霸一方，割据一地。在大割据中又有若干小割据。湘西地方军阀陈渠珍，名为统治十三县，其中若干县又有人割据，甚至有割据三两区、乡的。有些大地主也有枪，在山顶上占据自然溶洞，他打你容易，你打他就更困难。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攻占洞口，用辣椒烧火熏烟，用风车吹进洞内，一边熏，一边喊话：“你们出来，我们不杀你们。”这样就打开了许多洞子，搞了一千多条枪。即便如此，民团地主的小区割据还是不少。

第四，政策过“左”，根据地不巩固。湘西的社会情况有两个特点：一是土地特别集中，地主、富农占人口不到10%，而占有土地却在70%—80%以上，一是游民特别多，游民武装也很厉害。湘西自民国以来，就出现过许多草莽英雄，如汤子漠、周朝武等。省委对土地革命是积极的，抓得很紧。根据地中心地区大部分都分配了土地，但那时的社会政策，基本上是三次“左”倾路线那一套。划阶级成份，地主和富农超过百分之十，就把有些富裕中农划成富农了（地富比例，各乡村虽不一样，但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分配土地只是抽肥补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对富农过重地征收粮食（百分之四十），这是错误的。还有，对工商业征税太多，对游民、杂色武装，绿林会道门武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政策改造他们，至少使他们中立。由于过“左”政策没有纠正，就孤立了自己，把许多可以争取和使之中立的队伍，推到敌人那边去了。所以在根据地的大半年中，一方面消灭了许多反动的游杂武装，另一方面却又产生了许多<新>的游杂武装，同地主武装结合，一起反对我们，严重地影响了地方工作的开展和根据地的社会秩序及政令的实行。军队的组织成份，由于游民大量加入，军队政治工作不够，土地革命也因时间和战争关系，还没有在更广大的地域深入，就影响了部队的巩固。带枪逃跑，甚至成班逃跑的，为数不少。如果当时的政策不搞得那么“左”，就不会树敌过多，不会成为在强敌包围下非走不可的因素之一。

从前述四个因素来看，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正确的。退出苏区之前，只是想转移一下，摆脱敌人包围，保存有生力量，到湘黔边或黔东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但并没有想到要过长江，渡金沙江，更没有想到要长征到陕北。

五、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是主动地、有计划地进行的，不是流寇式的单纯军事行动，也不是搬家式的消极逃跑，我们吸取中央红军及六军团自己的经验教训，退出时行李简化，只带一、两天米，轻装前进。

我们的运动方向是向西。为了迷惑敌人，则故意向东南，也就是古代兵法讲的“声东击西”。我们从桑植出发，走了两天到大庸县城东三十里之兴隆街地区，乘夜突破了由敌十九师李觉部防守的澧水防线。再向南急行军两天，到沅江北岸之洞庭溪，突破了沅江防线，全歼敌一个营。继而向东南猛进，一下子插进湘中最富裕、人口最多的地区新化、锡矿山、辰溪、溆浦。经过十多天工作，才真向西走，到芷江、晃县之间的便水，与追敌十六师、十九师全部及六十三师之一部大战一场。这一仗虽然是个消耗战，但制止了敌人的急迫，取得了在江口和石阡的短时休整，并迎回了我主力由湘鄂川黔苏区出发时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六军团第十八师之五十三团及地方武装。

还在我们从湘鄂川黔快出发的时候，接到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对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又接到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我们边走边打边宣传，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在湘中活动一个短时间，就转向西面，敌人妄想利用湘西和黔东险峻山岳地带，构筑封锁线，阻我西行，我军打破敌人多处关隘，突破了敌人层层封锁。全军经湘西、横贯贵州，渡过干坝河，逼近贵阳，又渡鸭池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走了不少路，打了不少仗，队伍却没见减少。为什么呢？就是一路宣传抗日救国和红军纪律，做群众工作，打土豪、分财物，得到广大群众拥护。

我们在南北盘江搞根据地的架势，敌人也看出来了，就部署新的围攻。由于敌长途与我作战，被我歼灭，死的、伤的、病的、逃的很多，兵员不足，加上北方与江淮一带出来的兵员，新到这层峦叠嶂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敌人不如我军之耐苦及适应地区生活（当时我军多为湘西籍，又吸收许多贵州籍士兵），所以士气不高，行动较缓慢。贺龙同志为首的军分会（军分会受双重领导，即中央军委和省委）就决定经滇中到金沙江上游渡江。我军已拉开了在南北盘江站稳脚的架势，突然来个向西，就摆脱了强大敌人的追击。但进到昆明北面百余里准备渡过河的时候，遇到强大的滇军的堵截，打了个恶战。西渡未成。我们就从普渡河向南，转向昆明附近，又摆出一副“攻其所必救”的架势，打个圈子转到昆明以西，继续西进，就把堵截的滇军主力甩到后面了。从此，虽然后有追兵但前无堵敌，行动就主动得多了。由于云南敌人对我们有个错误的判断，说红军没有炮，打不了碉堡、城市，在我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令各县迅速构筑碉堡，修理城垣，把各县重要物资运存于碉堡和城市之中，由各地民警团队守备。但这些团队训练不良，我们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攻占禄丰、楚雄、盐兴、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数城和无数碉堡，吃的穿的，无所不有。“因粮于敌”，士气旺盛，虽然日行百里，而体力强壮，士气高昂，从盘县东进才二、三十天，就到了金沙江畔的石鼓圩，渡过金沙江。

七月二日，二、六军团齐聚于甘孜，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了。就在这时，党中央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二方面军（将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关向应为副政委，我为副总指挥。从此，我们就用二方面军的番号了。

长征途中，我们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战胜了无数艰险，部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土气。在草地行军，最大的问题是两个。一是自然条件的障碍，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雪山草地。第二个大问题，是粮食缺乏。除了前述两大困难外，还要同反动土司的骑兵作斗争。经过了近两个月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走出了草地，胜利地到达了岷县的哈达铺。

至此，我们完成了伟大的长征任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全国三大基干红军在陕甘宁的大会合。“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这就是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百万人民创造的历史，红军创造的历史。

（原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