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良田

站在今天这个场合，面对一尊尊智慧的头颅，我的任何发言都将是大树下的阴影。况且，我也曾听说“心灵则手巧”，头颅与心灵的交光互射，成就了各位双手的乖巧。于是，各位在诗歌、散文、小说乃至戏剧方面的耕耘，因乖巧的双手而连年丰收。

多年来，我享用着这丰硕的盛宴而逐年对文学有了些许认知；基于认知而有些许实践；立足实践而些许体会。今天，不揣鄙陋，谨向诸位作一简略报告，恳请大家批评指正。

对于文学，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当身边的小伙伴畅谈雪莱、惠特曼、莎士比亚的时候，我正在拆解汉字，用六书分析拆卸下来的部件。当同学们激情创作诗与散文时，我还在努力理解什么是“风雅颂赋比兴”，什么是“起承转合平上去入”。而当朋友们开始在《诗刊》《收获》等刊物发表作品时，我还在揣摩韩柳文章到底好在哪里。

也就是说，当他人直捣黄龙，进入文学大观园时，我尚在捣鼓一枚枚汉字，徘徊在大观园的墙根下。当他人把控全局进入创作时，我尚在分析字词段落。然而幸运的是，我撞见了文学大观园的偏门，走进一看，黑黝黝的窗户正有蜘蛛吐丝做网，空荡荡的横梁正有燕子衔泥做窝。

立足此刻，回望过往，内心自然有“总是慢人半拍”的懊恼；然而，也未尝不曾有“慢慢走欣赏啊”的悠游自得。

因此，我理解的文学，不是“主体审美意识语符化显现”的文学，那是语言学范畴的文学。我理解的文学，是《论语》中“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文学。孔子以此四科衡量三千弟子，十人入列。入文学之列的子游、子夏，没有语言学范畴的文学作品传世，因为他们的文学观是文字学文学观。语言学文学观，认为汉字仅仅是汉语的记录符号，一切决定于语言。文字学文学观认为汉字与汉语是互动的，汉字雅化汉语，然后产生文学。

以上是我向大家报告的第一点，第二点要报告给大家的是，我如何理解文史哲不分家。就这个话题而言，我的教训多于经验。我中考历史考了99分，到了大学，以为裸考可以轻松及格，然而结果十分出人意料，补考仍不及格。知耻近乎勇，为了找回自信，我直接读了《史记》与《汉书》。马班两位史学大咖，挥毫叙事，其底色却是经学，因此我探本溯源，又读了些经书，主要是《论语》《孟子》。就这一丁点阅读感受，我的体会是：

文学教会我们恰当、有效地表达，哲学教会我们条理清晰地思维，而历史为我们的思维与表达提供切实可靠的案例。中国的经学即哲学，中国的史学同时也是文学，古人强调的“经史同参”，说的不正是这层意思吗？

就此机会，我想再报告第三点，我对经史子集以及文学四大体裁的一点思考。毋庸置疑，今人常说的文学四大体裁，当下正统领文学大军冲锋陷阵、攻城拔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这一来自西方文艺学的基本划分，丰富了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繁荣了我们的文学实践。诗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在西方文艺学的切磋琢磨下，中国文学之玉将更为璀璨而熠熠生辉。然而，如果我们就此放弃我们本有的文学观，那终将陷入“他山之石，无玉可攻”的尴尬境地。

中国本有的文学观属于文字学范畴，由此来看，中国的经史子集无不可以视为文学。习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在复兴优秀传统的进程中，我们是否能用文学实践与文学创作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呢？对此，我们是否具备基本的能力与初步的条件呢？我看是有的。

黄摩崖的《头颅中国》，至少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本文史哲融通的作品里，作者以他缜密的思考、冷艳的文笔、详实的案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先秦经史子集诸子百家上河图”。这种写作，是经历了西方文艺学洗礼之后回归主场的写作。这种写作，或许已经开启了文坛写作的新窗户。我们是幸运的，近水楼台先得月，顺着这扇窗户，我们必将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钱学森曾有著名一问：新中国为何培养不出国学大师？近来山东大学杜泽逊教授做了言简意赅的回答：受西方分科思维的影响，新中国的文史哲教育，是割裂经史子集的教育。经史子集是国学的基本格局，散了格局，又如何培养大师呢？

我们青年，当于文化转型、文化复兴的当口，敢于担当，有所作为。我们可以拿来，西方的语言学文学观，可借以丰富与繁荣“孔门四科”中的言语科，为何不拿来呢？我们也要护持，自家的文字学文学观，怎可用进化论的名义降格为时间维度中的遗迹呢？文字与语言的互动的规律，运用文字雅化语言的能力，是没有古今之别的；“言而不文，行而不远”，用汉字写作，无雅化则无以成文，“我手写我口”，不过是言语型叙事学争正统的虚张声势罢了。中国的叙事学，从古至今都是言与文并行，西方的二元对立无法理解这一点，而我们为何不护持中国叙事学的双盈格局呢？

青年文学专委会，无论在拿来还是护持上，都为广大文学青年提供了笃实的平台；黄摩崖的《头颅中国》则在拿来与护持上提供了实践的范例。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青年义不容辞，青年文学专委会肩负使命。愿与诸君结伴前行，相互勉励！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