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86年至今的三十五年间，岳立功终于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黑营盘》《红城垣》《白祭坛》湘西三部曲。《黑营盘》中，凤凰田青树（田兴恕）随曾国藩的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时，与同乡张文德等带头充当攻城尖兵，口含鲤鱼刀，赤膊上阵，壁虎般爬上高高的城墙，第一个跃上城楼，战功卓著，随后官封贵州提督，田氏家族从此兴旺，影响湘西近现代历史几十年。《红城垣》写辛亥革命时期，田青树的儿子田昭全，从日本留洋回乡，盘一根假辫子，又是口含鲤鱼刀，爬过高高的红城垣，杀了满清在中国最后一个顽固堡垒——竿城军政首脑朱道台，在竿城建立了"湘西临时军政分府"（后改编为四十集电视连续剧《喋血边城》在全国播出）。《白祭坛》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以竿军的盛衰为主线，以洪城及镇竿为故事主要发生地，描写了大湘西官、商、匪三个不同家族两代人的纠葛，折射出一个民族英勇抗争的光明之旅。《三部曲》揭示了湘西地方武装、民族自治、红色革命的根由、演变与走向。本文重点评说《白祭坛》，也顺带其他。1933年至1945年间，湘西和全国一样，一直处于战火烽烟之中。占山为王的土匪枪炮乱打，贺龙领导的工农红军在这里诞生，开展反围剿的武装斗争，抗日的最后一战在湘西雪峰山进行。湘西的地方武装竿军及其首脑，一度成为湘西这段历史的主角，成了《白祭坛》一书的重头戏。岳立功敏锐地抓住湘西历史的主干，叙说湘西健儿用血肉之躯担当起国家兴亡的匹夫之责，谱写了湘西人民自尊自强、内反专制，外抗日寇的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一、战火湘西的写作路径湘西，不仅有传说中靠“符节”昼伏夜行的赶尸，古老神秘的“放蛊”，凄美的“落花洞女”等奇风异术，更重要的是那方土地曾藏龙卧虎，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却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和人事变迁，几乎影响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湘西，自辛亥革命以来，名气大增，那里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政府总理熊希龄，有与宋教仁、林伯渠是同学的土家族南社诗人田兴六，还有名动世界的沈从文、黄永玉。但真正左右近现代湘西历史秩序的，还是军政首脑及其军队。《白祭坛》最突出的特点是，通过军人纵横捭阖的战争，正面描述了大湘西的近现代历史，揭示了历史的必然走向。小说涉及的军政要员和重大事件，皆为真人真事，蒋介石、李宗仁、贺龙、张治中、何健、程潜、唐继尧、薛岳、王耀武、王家烈等历史名人，用的全是真名实姓。湘西本地名人虽不用真实姓名，但一个个都有相对应的模特儿可考：田青树——田兴恕；田昭全——田应昭；陈玉轩——陈榘珍；谷子齐——顾家齐；覃飞——龙云飞，覃啸天——龙云飞的儿子。为了更明朗地昭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笔者在引用作品人物姓名时，索性恢复其模特儿的姓名而呼之。《白祭坛》分上下两卷。上卷19章，前五章，写湘西地方武装“竿军”与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黔军争夺洪（江）城的战争，王家烈失败，所派三个师改弦易帜，全部投靠竿军，竿军由七千人扩充到三万人。老统领田应昭虽然在战争中负伤西去，军政大权交于陈榘珍，但竿军毕竟进入了短暂的黄金时期。此后至十四章，写竿军的团长覃啸天带兵剿匪，一心想剿灭投靠黔军却被黔军抛弃的洪江土匪韩章，结果并未如愿以偿。后五章写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军阀何健削夺湘西王陈榘珍的兵权，派新任师长顾家齐率竿军攻打红军，顾家齐大败后退隐家中。下卷十九章，主要写湘西军民的抗日战争，重点写两场战役。前八章写嘉善阻击战与竿军的消亡：后十一章写对日最后一役的雪峰山之战。为支援十九路军上海抗战，竿军七千人编成国军的一个师，在光秃秃的江浙平原上，用落后的步枪、手榴弹和长矛大刀，外加血肉之躯，顽强抗击，原计划阻敌3天，后孤军抗击数倍于己的日军7天7夜，死伤官兵2800多人，近乎一半，有力地保护了国民党其他友军。但最后的结局却是，不但没有受到嘉奖，反而被军事法庭审判，连以上军官一律解甲归田返回原籍，班排长和士兵则打散编入国民党军其他各部。竿军虽全部被解散，但并未就此彻底消亡。一部分竿军精锐骨干在陈玉轩的鼓动下，后来发动石门兵变。下卷详细地写了石门兵变始末和革屯抗租。永绥人龙勇等为反抗封建“屯田”制度而发起“革屯”运动，匪首韩章参与成立“湘西革屯义勇军”，竿军悍将龙云飞父子，主动与韩章联合，“革屯倒何”运动风起云涌。何健被迫下台。后卷第十九章着重写雪峰山之战。参战主力当然是国民党正规军，但湘西地方武装和共产党也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书末，老统领陈榘珍从蒋介石的软禁中回到凤凰老宅，只见家家都在祭奠为国捐躯的亲人，整个镇竿，皆白幛白衣白裤白纸钱，顶着一头白发的陈榘珍，长跪不起，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凄清！全书与结局写得神采飞扬，出人意表又都合情合理。从正面直接描述战争、军人、地方武装来展现湘西的历史，《白祭坛》选择了最佳的写作角度，获得了最好的题材，找到了最能传达湘西本质特征的书写路径。战争是用极端的方式、暴力的手段，解决各派政治、经济、文化等一系列争端；战争，把隐藏的矛盾表面化，把缓和的矛盾激烈化，把分散的矛盾集中化，让固有的矛盾得以转移、消化。在这复杂的变化过程中，所有的遮羞布统统被撕开，人们的本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个人、婚姻、家庭、团体的命运被迫与民族、国家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一切的伦理、道德、欲望、情怀，或高尚、或卑鄙、或世俗，表现得淋漓尽致，一览无余。在战争中，军人是主角，是人群中的生命精华，当战争把他们推向生死存亡的关口，当然最能体现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优秀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湘西军人的主体是竿军，是湘西少数民族优秀的心理性格的代表，最能鲜明地披露出湘西人的生死观、幸福观和家国情怀。湘西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各民族固有的民族性格，其耿直、刚强、固执（犟卵）、武勇、血性、团结、重义气、轻生死的一面，获得了最真实、最充分的表现。竿军为主体构成的湘西地方武装，在新中国建立前，是湘西人民对抗军阀割据、国家分裂的本钱，也是赖以维护民族尊严、民族利益、实现民族自治的基本保障。所以，本地军人与地方武装的强盛，就成了湘西数百年来重要的社会历史事象，成了中国和湖南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军事现象。同时也成了地方与中央、与省部矛盾的焦点。湖南凤凰古代称镇竿，这支地方武装军队的指挥机关在凤凰城，故称“竿军”。竿军发端于明代嘉靖初期（隆庆年间），崛起于清朝咸（丰）同（治）时期，并延续到民国。唐宋以前小湘西之南基本上是苗族控制的地域，因人多地广，宋明以后朝廷通过征战和军垦，收服为“王土”。从地方招收子弟建立一支军队，维持地方治安，维护朝廷统治稳定，军需开支靠屯田租种的收入提供，这就有了竿军。同治时期，田兴恕率领的竿军进入曾国藩湘军，转战十几省，历二百余战皆胜，被冠名为“虎威常胜军”，自称“虎威营”，为攻破南京立下汗马功劳。封赏时，两人升为提督，六人升总兵，另有副将九人，参将十一人。从清代道光二十年至光绪元年（1840——1875）三十六年间，竿军中产生二十名提督，其中七人为封疆大吏，二十一个总兵、四十三员副将，三十一个参将，七十三个三品以上的军官。民国时期诞生七个中将，二十七个少将，两百三十个团以上军官。从此培养和激励了湘西人特别是凤凰人的血性和尚武精神。“竿军”的产生、持续存在、强盛和消亡的数百年过程，蕴含了诸多的历史文化意义。凤凰人常说：无湘不成军，无竿不成湘。竿军是湘西的脊梁，支撑湘西数百年独立自强历史的台柱子，它是湘西人的灵魂。写湘西，抓住了竿军，可以说抓住了湘西的命脉和灵魂。当然，湘西地方武装不只是竿军，还有各色“土匪”武装。“土匪”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存在。湘西历来兵匪难分。陈榘珍的《军人良心论》“有良心的拿枪者是军人，没良心的拿枪者是土匪”这一著名论断，虽然从理论上廓清了两者的区别，实际操作上却是很难分清的。比如作品中的韩章，既是匪首，又是黔军的团长，还是湘西革屯军的领袖，最后成了抗日的英雄。所谓的“土匪”，在湘西的历史上，往往身份与脸谱多变难定，从军事角度入手写湘西的《白祭坛》，自然笔酣墨飽地写出了湘西匪患的种种由来及其多面性。《白祭坛》主要写战火烽烟，但不只是写战火烽烟。笔者早在1991年评岳立功《边野秘史》的论文中指出：“倘若作家更自觉地从匪患与权争中跳出来，誊出笔墨，纵横捭阖，对湘西的经济，文化连同政治，军事作全方位的艺术观照，作品会更丰厚，更深刻。”（龙长顺：《血色风景任君看，且有真经度于人》，载《民族论坛》1991年第1期）。三十年后的《白祭坛》，果然功力深厚。小说于烽烟之外，穿插了湘西几大商家的经济角斗和爱情纠葛，从容不迫地叙说了湘西社会生活的婚丧嫁娶，风土人情，生产劳作，男欢女爱，恩怨情仇以及诸多神秘神奇元素。正是洪城商家在国民党贪官污吏打击下元气伤尽的悲悯，正是爱情婚姻以及各色人等的悲惨结局，才再现了湘西地方军队与土匪、与商家、与政治当局、与红军等各派力量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多边关系，才全方位，多视角，史诗性地勾勒出湘西那一段深沉，隐秘，悲怆的历史。作者笔下这部湘西历史，不是大人物的直接对决，而是依照现代文本的方式，从“个人史”引带出“地方史”，以几个小人物为针线牵出一群决定湘西历史的大人物，以他们的命运折射时代的命运，以影响并左右旧湘西历史走向的一个显赫家族几代人的摹写，揭示秘境湘西波诡云谲历史的根由和本质。《白祭坛》挑选最具湘西特色的两个小城——兵城（竿城）和水城（洪城），两座大山——苗山（腊尔山）战神山（雪峰山）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全方位的摹写展示湘西的奇山秀水、民族风情和时代风云。书中的高官政要，团长、连长、队长、战士，商会老板、船夫伙计，村姑闲汉，地方烂崽，无不栩栩如生，构成了一部厚重的大湘西政治，军事，经济的近代历史史诗；一幅幅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画卷，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湘西“清明上河图”。

二、借鉴与创新：湘西书写的第十二种模式跟自然科学的发展一样，文学艺术创作，也是在前人的引导下，在同代人开启的浪潮中破浪前行的。岳立功的湘西三部曲正是其努力借鉴创新的可喜成果。湘西”一词，最早出现在《晋书.地理志》，所指者湖南西部,有大小湘西之分。小湘西，指1952年8月成立的湘西苗族自治区，所辖吉首、泸溪、凤凰、古丈、花垣、保靖6县，兼代管永顺、龙山、桑植、大庸(今张家界永定区)4县。1957年9月20日，正式成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88年12月31日，大庸市升为地级市张家界市，辖原大庸市及桑植县，仍属于小湘西的范畴。大湘西，另外还包括今地级市怀化市全境，常德市的桃园、阮陵、鼎城两县一区，邵阳市的洞口、隆回、涟源三县，共26县市。自沈从文用自己的笔，把湘西推向国民、推向外界，几乎全世界知名之后，写湘西的作家虽不能说趋之若鹜，却也与日俱增。考察其创作路径，颇成气候者，原本约有十一种模式。1，神性的湘西。以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月下小景》长篇小说《长河》等作品为代表，着重表现湘西地域自然风光和民族风俗的美好，湘西人人性中忠厚、善良、本分、风流的一面。他的笔下，不仅有人们信奉的泛神论，有传说中古老神秘的“放蛊”，连恐怖的地下溶洞都由风流倜傥的洞神主宰，年轻美丽的湘西少女幻想着洞神敲锣打鼓前来迎娶自己，便纵身一跃跳入洞中，幸福地投向洞神的怀抱。这种美好的人性和神秘性的合欢，在沈从文的小说散文中比比皆是，我们姑且把他笔下的湘西称之为神性化的湘西。2，民族的湘西。以湖南省作协第四届主席，土家族文人文学的奠基者孙健忠为代表，他的散文《洛塔的河流》，中篇小说《甜甜的刺莓》，长篇小说《醉乡》等前、中期的作品，主要从民族的角度书写湘西。不但充分表现了湘西土家族的民族风俗，地方风情，表现了鲜明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而且批判了民族的弱点，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地方色彩和时代感。较之沈从文笔下的纯美，多了一点民族与时代的色调，给人另一种耳目一新之感。3，幸福的湘西。新中国建立以后，人民当家作主，湘西经济、交通大发展，人们生活幸福，精神愉快，由衷感谢共产党，感谢领袖毛泽东。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建设突飞猛进，湘西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苗族诗人石太瑞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风潮，应和着人民的心声：“颂歌对着北京唱”，“木叶向着北京吹”。《恋歌四重唱》，《唱给故乡》，《苗岭天桥》等无数优美抒情短章的问世，石太瑞成了苗族诗人和新中国民族诗人的代表。4，诗性的湘西。在老一辈作家的启发下，有感于湘西人性的美好，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的美丽，生于斯、长于斯的湘西本土青年作家、诗人、散文家，以彭学明《我的湘西》《湘西女人》《娘》等作品为代表，将身边的人事，经美好心灵的过滤，集民族性、地方性、时代性、诗性于一体，歌颂了诗意盎然的新湘西。彭学明笔下，湘西的“一曲流水，就是一只长袖，飞着深宫欲海，民间哀情，古典的浪花，新鲜的笑脸，千回百转，常转常新。”（《流水》）湘西凤凰的“楼亭阁榭，九曲回廊，那四合的庭院，凌空的戏台，”都会让人想起“美好的境界”和“人生的况味”，（《永远的凤凰》）。湘西的女人，是“一支含羞的歌子，于烟雨蒙蒙中顶笠而来，眸光粼粼，笑靥蜜蜜，滚动着玲珑剔透的荷珠。”（《画春光》）“不管风怎么吹，日怎么晒，雨怎么淋，活怎么磨，湘西女人都是水灵灵的，风姿绰约的”（《湘西女人》），连年近七十的老母亲，站在“蓝天丽日下，满头白发” 也“格外夺目。”（《庄稼地里的老母亲》）罗长江、向启军、向午平、黄叶等本土散文家、诗人，毕生奉献在湘西，对湘西的认知尤为深刻、真切，他们手中的斑笔，把湘西的诗意渲染的恰到好处。5，苦难的湘西。新中国成立以后，前途光明，道路曲折。党在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害苦了不少农民。生产队长出身的苗族作家向本贵的长篇小说《凤凰台》，写尽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过苦日子的年月，农民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的惨状。小说主人公靠他的独门绝技——吃蚯蚓，才逃出死神的魔掌，保住了一条小命。整部小说40万字，可以用一个字概括：饿！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散文家杨盛龙，以《无地农民》为代表的许多作品，抒写了农村左倾错误危害下，作者在青少年时期所受的苦难，切肤之痛，令人扼腕。6，历史的湘西。湘西这块土地上积淀的文化太深厚了，湘西的历史故事太丰富了，光写现实，写解放前后的今昔对比，远远没有穷尽湘西。尽管写湘西高手迭出，作品也十分丰富，总还有许多人感到不尽如人意。于是，李康学从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工作之余，四十多年如一日，或采撷典籍，或田野调查，穷毕生之力，收集和发掘湘西历史文化，写出《大湘西演义》《大湘西匪殇》《大湘西土司》《烽火南长城》《传奇张家界》等系列著作，几乎集湘西历史文化之大成。此外还创作了大量散文诗歌，特别是长篇小说《野火》，写贺文慈奉贺龙之命，在湘西坚持游击战争的艰苦卓绝，成为红色湘西的优秀之作。这些作品400余万字，以记者求真求实的态度，纪实的手法，再现了湘西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复活了湘西中古以来的历史。它是文学与文化的双重修复工程，也是文学湘西一条重要的书写路径。既竖起了优秀的文学大厦，也建造了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李康学的劳作为今后写湘西的作家和研究湘西的学者提供了广阔的参照。7，亲历的湘西。代表作家是以画名世的大家黄永玉，代表作品是《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这部半自传体半虚构的小说，作者90岁时开始创作，所写童年时期在家乡的十二年生活，断断续续在上海《收获》杂志连载五年完成，201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改书名叫《朱雀城》。第二部《八年》，写抗战时期的经历，第三部写解放后的林林总总。无愁河，源自隔断凤凰山江镇与腊尔山及贵州铜仁苗族的一条深涧小河，也是昔日隔断“生苗”和“熟苗”的天然屏障。苗语叫“乌巢河”，意为鸟都难以飞出的深涧。黄永玉取其相近之音，曰“无愁河”，书名关键词的取用，很有意味。得益于作者的名气和书的影响,凤凰廖家桥乡创办了一家“无愁河”旅游机构。小说以一个湘西凤凰城男童的主观世界作为展开方式，从最细枝末节的玩物和各种人事中娓娓道来，无章法，有过程，在一个大的时间框架下，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化解成无数的小故事，读来令人忍俊不禁。8，商贸的湘西。湘西地处偏僻，交通闭塞，毛泽东称之为“中国的盲肠”，几乎只有简单粗犷的农业，经济非常落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少地方还刀耕火种，商贸更不发达，仅靠木材和桐油卖出购物。这方面的文学创作相对贫瘠一些，主要有市长作家谭仲池的长篇小说《古商城梦影》，怀化市作家李怀荪的长篇小说《湘西秘史》。前者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正面书写洪江古镇商业贸易的兴衰，从爱国、诚信的角度，肯定了商贸的重要和商人的可敬，是一部为商人正名的小说。后者以湘西名镇蒲阳为故事的发生地，以家族子弟的爱情为主打，也写桐油集散，以发散的笔墨旁及其他种种，志在写出自清末以后近半个世纪的湘西百科全书。9，心中的湘西。实实在在的湘西客体书写，形而下的成分居多，思想的深厚丰富，体验的生动真切，理性思绪的飞扬等哲学层面的东西太少，难以满足文化程度日趋高涨的读者的需要。蔡测海的小说便在理性与感性相交织的点上努力。以《三川半》三部曲，特别是后一部《地方》为代表，徜徉在现实主义与心理现实主义之间，以熟悉的三川半为客体，书写自己心目中的湘西。小说特色鲜明，含蕴深厚。全书既有逼真的环境，生动的人事，理性与感性相交融的体验，到处闪耀着思想的灵光。字面上俗到家的口语，却真理深含，语语中的，睿智、灵动、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让他的小说既世俗又哲学，读起来有时还真想亲上一口。10，红色的湘西。湘西是贺龙领导的红军诞生和叱咤风云的热土，这里走出了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各级将领和无数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战员，也牺牲了数以十万计的革命英烈，他们的鲜血染红了湘西广袤的土地。红色湘西，电影、电视表现得多一些，作为影视文学母本的小说，除却贺龙传奇性故事，其余甚少，留有许多空白。比如，湘西女界，天天盼着离家远征的红军丈夫归来，却永远不能归来的无数的望夫女，一辈子痴情寡居，身上集中了两个大时代的文化因子，这些悲情妇女虽非湘西独有，但较之其他根据地突出。这样再好不过的文学素材，可惜写她们的作家太少了。11，世俗的湘西。以田耳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悬浮天体》为代表。说他写的是湘西小说，只就逻辑意义而言。他的小说，没有民族特色，也没有地方特色，说他取材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生活都不会错。只因他生于镇竿长于镇竿，与沈从文同着一个小城，其生活素材和生存体验，当然源于湘西。从这个角度说，考察湘西书写，不能舍掉田耳。田耳生于文化大革命将要结束时的1976年，改革开放高潮的1999年开始创作，人性世俗化的一面在他的眼前暴露得最充分。但是，他写人性与沈从文不同，写的是人的本色中世俗的一面，与此同时，他也写出了人本性中追求高贵的趋向，人向上的动力。2014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给他的颁奖词中说：“他的伦理观，有齐物之想，无善恶之差别，以平等心、同情心、好玩之心，批判一切也饶恕一切。他发表于2013年度的长篇小说《天体悬浮》，对愚蠢、贪婪、狂妄之人性的洞察，目光如炬，入木三分。那个在物欲中建构起来的人间天堂，如何慢慢扭曲、变形、垮塌，变成一堆废墟，田耳的记录毫不留情。他以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杀气和决断力，为人生之患和时代之罪留存了一份重要的文学档案。”（《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版》南方都市报.2014.04.22）以上湘西书写的十一种模式，主要是从题材和书写角度而言的，相互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相反，他们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前辈大家的写作经验，多被后人化入了自己的作品。岳立功三十多年的创作过程中，反复研读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吸收其经验，避开其路径，努力开创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文学艺术总要走点极端，才能动人心灵，吸人眼球，产生反响。四平八稳的作品很难出类拔萃。然而走极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某些缺陷。沈从文划时代的美学思想和魔鬼般锻造语言的能力，重塑了神奇的湘西，却也把人们引入了美丽的误区，只知有天堂，不知有苦难。岳立功倾倒于沈的人文思想和语言，文笔充盈着饱满的诗性，然却有意疏离浪漫，亲近写实，淡化神秘，强化纯真。孙健忠始终执着于民族特色，从现实的湘西走向魔幻的湘西，有些魔幻书写夸饰失度，产生虚假感而丢失了不少读者。岳立功由此更关注民族的共同血性，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石太瑞真情清远的短章，可供清赏，可涤俗肠，但少黄钟大吕之声，岳立功更在乎历史大事件，追求史诗的品格。诗性的湘西虽好，毕竟能穿越时空如《娘》一样大气磅礴的经典之作过少。诗人出身的岳立功酷爱诗意清纯的湘西，但他只能尊重题材本身的美学特征，努力表现其悲壮。湘西地域偏僻，经济简单落后，李怀荪虽然抓住商贸重镇蒲阳市这个桐油木材的集散地，但落笔于此甚少，情爱纠葛太多，历史认知价值大跌。岳立功绝不为爱情而写爱情，爱情只是战争的衬托，人生悲悯的符号。形同湘西历史专家李康学的大作，意义非凡，但史料盛于文采，历史文化价值高于文学价值。岳立功更注重偶然中的必然，用力写好人事变迁的可能性。黄永玉、蔡测海随心所欲不逾矩，常发天籁之音，但和者盖寡；田耳大笔如椽，地域和民族的外观书写，因不需要而近乎绝迹。岳立功并不仿效他们，因为一旦离开客体世界，离开地方特色，他便寸步难行。在学习与借鉴中，岳立功还发现，除了几部湘西剿匪小说和少量影视，几乎还没有人以地方军人为主角，以战争为主打题材，全方位书写湘西近现代历史。于是，他把自己的湘西三部曲定位于“战火烽烟中的湘西”，开创了湘西书写的第十二大模式。这一模式，为人们全方位地深刻认识湘西，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途径。读之愈细，所得愈多，其艺术创造的许多方面，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三、《白祭坛》湘西书写中的三大歧见《白祭坛》出版后，除文学界外，在多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读史明智，观古鉴今”，一部厚重的大湘西政治，军事，经济的近代历史史诗，必然会牵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形而上”的话题更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书写中央统管与地方自治的矛盾。大湘西的东西方与小湘西的南北，历史上治理体制是不同的。大湘西之东多为汉族和瑶族，由中央和省统筹管理；西部为小湘西，小湘西之南是凤凰麻阳，多为苗族，历来派流官管理为主；北方土家族，800年前设土司，自治为主，清朝嘉庆改土归流，派流官主管。因此，中古以来，湘西就存在着国统与地方自治的重大矛盾。这是《白祭坛》遇到的第一个大问题，也是现今人们乐于探讨的问题。作家用了许多笔墨，或隐或显，重点写了蒋介石、何健对湘西军政领袖人物陈榘珍的打压，处心积虑解散竿军。写了陈榘珍及其属下为实现民族自治理想的种种博弈。岳立功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蒋介石的政客手腕，何健的心术，陈榘珍的忍辱负重，却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好恶，没有明显的扬蒋抑陈或扬陈抑蒋的政治倾向。自治，本义为人之自我约束与节制，约束、节制非分的易于膨胀的欲望与需求。即梁启超所说的“一言一动，一颦一笑，皆常若有金科玉律以为之范围。”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人自我约束，人人自我约束，“于是乎成为群之自治。”根据地域之广窄、治理范围之大小，呈现出乡、县、地区、乃至省级的自治。于是出现了管子所说的“乡与朝争治”的矛盾。如何评判和处理地方自治与国家统管这对矛盾？岳立功认定的原则是：国有道，统管之；国无道，分治之，即管子所说“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蒋介石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大体上结束了军阀割据，这是他的功绩，在这个背景下再放任地方政治自主、经济独立、军队自统、体制自建、人事自定，必然大悖于国家一统。取消湘西竿军，软禁陈榘珍，限制湘西地方自治的权柄，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大搞封建独裁、欺压民众、剿杀共产党，治而无道，在这个背景下，陈榘珍握军自治，保持了湘西30年来的基本太平，作者对陈榘珍的自治理想表示某种程度的支持，对陈榘珍的人格表示敬重，感情的天平偏向了陈，把陈榘珍写成了民族理想主义者的悲剧人物，也合乎情理。这样的历史定位和艺术定调，应当是较为准确的。随着社会的高度发达，民族的共同性越来越多，趋同性越来越强，国统的成分将趋多趋重，自治的成分会渐少渐轻，乃社会发展之铁律。《白祭坛》倘若能笔力延升，写到陈榘珍追随程潜、陈明仁实现湖南和平解放，写到建国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遵从马列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将湘西主动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建设民族的共同精神，朝着富国强民的总体目标飞奔，无疑会更加深刻，更为精彩。第二，如何看待共产党在雪峰山之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作者通过资深共产党员朱鹤的行动，从三个方面作了肯定的描述。朱鹤的模特是跟随贺龙闹革命的凤凰人朱老八。根据党的需要，他不时被委派回湘西，以地下工作者的姿态出现，抗战前当过贺龙与陈榘珍的联络员。他与作品的主人公覃啸天是多年的朋友，在朱鹤的影响下，覃啸天不堪忍受国民党多次打压，看透了国民党的本质，策动石门兵变，成了投奔贺龙红军的领头人。雪峰山会战中，朱鹮不仅带动覃啸天参加地方游击队，参与会战，在最紧要的关头，直接带领地方武装“嗅抢队”，投入雪峰之战。对此，有读者表示不满，说雪峰会战根本没有共产党参加。他们还引用日本发布的一则信息，说整个抗日战争中，国军消灭日军30多万人，共军消灭日军800人。这真是无稽之谈！单平型关大㨗，就消灭板垣师团3000多人。当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国军的编制序列，所消灭的日军，当然算在国军名下。据史料记载，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局面形成后，1938年1月，中共湖南省工委秘密建立，1938年10月，湖南民众抗战统一委员会成立，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共1100余人；湘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一大队，共300余人；湘南红军游击队分别编为新四军暂编第一大队和第二大队，也有300余人；湘粤赣游击支队与赣粤边游击队，集中整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二营及第三营一部，上述部队全都开赴抗日最前线。1938年3月，省工委在平江开办党员短训班，培训县以上党员干部30多人，后在长沙、邵阳、衡阳等地举办党员干部培训班7期，培训区级以上干部200多人。在这各类战时学校、训练班中，以华容东山战时中学、武冈塘田战时讲学院和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等影响较大。这些抗日骨干穿梭于三湘四水，组织全省地方抗日武装、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湖南发布）“洞庭湘水堪磨剑，倭寇头颅好试刀”，雪峰山会战中，共产党在湖南的作用当然不可抹杀。湖南是薛岳领导的战区，共产党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共产党领导的民间抗日武装的作用不可小觑。在湘西溆浦和洞口的交界处，当年曾活跃着一支神秘的瑶族民间抗日武装——嗅枪队。所谓嗅枪，其实就是民间打猎用的鸟铳。嗅枪队一共36人，队长叫蓝春达，最初只有两支长枪，一支短枪，其余的都是嗅枪。射击者把枪往眼睛下鼻子边一瞄准，“轰”的一声喷出一团烟雾，日军将“瞄准”误认为“嗅”，所以把它叫“嗅枪”，称瑶民自卫队为“嗅枪队”。只要被嗅枪击中，满身是弹，剥又剥不掉，扒又扒不出来，日军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湘西会战期间，像嗅枪队这样的民间武装，还有很多。（2015年09月02日 00:51 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 作者：姚昆仑）《白祭坛》依据历史事实，写出共产党人朱鹮和受其影响的覃飞天带领嗅枪队与日寇对战，是对历史的尊重与敬畏。地方武装的历史归宿和宿命，这是《白祭坛》书写中颇费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地方军队是把双刃剑，掌握好，保境安民，掌握不好，祸国殃民。中国历来就有“兵归将有、兵随将走”的个人掌握兵权的传统。当国家、民族处于外国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这种军队的地方性、私人性是必要的存在形式，如岳家军、戚家军、湘军、捻军等等。但在国家一统后，军队的地方化、私人化，便是藩镇割据、国家分裂的重要原因。湘西是纯粹的山地，交通闭塞，洞深谷窄，利于强盗作案与藏身，不利于农民耕种收获。这种状态下，从明代开始，建立以维持社会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旨归的地方武装，是非常必要的。但在落后地区大搞地方武装，让家族军队不断坐大，必然延缓地方的发展速度，严重的甚至出现地方割据。清末民初，北洋军阀逐渐分化为各派地方军阀拥兵自重，混战不断，给国家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任何军队都是政治化的武装团体。军队的政治属性、政治方向和领导权，至关重要。蒋介石解散竿军，限制各地军阀，消除军权私有，一是有利于他的独裁，但从军队国家化这个角度说，又是合理的。其实，所谓“军队国家化”，就是凡军队最终都得听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调遣。现代条件下的最高领袖也是属于政党的，政党是属于政治集团的，这就决定了地方武装的归宿和历史宿命：必须置于党派政治的绝对领导之下。毛泽东很早就发现了这条真理，英明地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确立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湘西地方武装由竿军和大股土匪两大部分组成。作者如实地写出了竿军及其几代统领卓越的智慧，过硬的军事素质，悍勇的军人性格，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歌颂了他们在对抗强敌，特别是在嘉善对日阻击战中，表现出来的湘西人特有的气度与血性。可是，结果反而遭到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审判，部队被蒋介石彻底解散。小说写出了英勇竿军的悲剧命运，艺术表现上的悲壮氛围，更加重了人们的情感负荷与理性思考，让人感到处理不公又无可奈何。读完小说，心中难免遗憾，觉得作者不够大胆：《白祭坛》写“战火烽烟中的湘西”，止于雪峰山之战，没有写深写透。其实，竿军的精锐和零散人员，一直活跃到抗美援朝，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出身于竿军和“土匪”的湘西勇士，就有一万多人，他们中出现过很多英雄。再者，类似于韩章这样的“土匪”，的确是湘西一个复杂多变的存在。湖南和平解放前后，据传毛主席拟派贺龙来中南局，然担心他和湘西地方的历史渊源，便改派了林彪。林彪属下的47军，在湘西剿匪中十分果敢、坚决、彻底，保证了湘西清平的社会环境，舒畅的政治空气，历史功绩巨大，也流传着意趣皆备的小细节。据李康学《湘西最后一个土匪的覆灭》，剿匪结束后，大庸匪首覃国卿和他的小老婆田玉莲，在深山洞穴中一直活到1965年，才终于被发现而消灭。另据青岛全搜索电子报2014.02.24日和《文史月刊》载，在湖南和平解放末期，宋希濂在湘黔川鄂四省边区召开“反共救国”会议，龙云飞等匪首上了贼船。1950年春，龙云飞组织湘黔川鄂四省边区苗族联谊会，邀请沈荃参加，起草、修改联谊会筹备会的倡议书。沈荃是沈从文的胞弟，黄埔四期步科生，与林彪同学，北伐时在第三军教导团朱德团长手下当排长。抗战时期，任暂五师团长，湖南和平解放时，沈荃也率同军政人员投诚。因参与“苗族联谊会，”在“镇反”中被枪杀。期间还有两百名被关押的土匪骨干，在去“集训”途中被预先埋伏的机枪射杀。1983年，沈荃被恢复名誉，按起义投诚人员对待，那些投诚后被错杀的也都平了反。时代的灰尘落到任何人的头上，都可能粉身碎骨。这些戏剧性的细节，很有历史容量，值得书写。如果真要写透湘西地方武装的宿命，最好将时间延续到建国后，写他们在镇反、抗美援朝中的表现，一直写到1965年最后一个土匪的消灭。据作者说，对于抗战后的那一段更加复杂诡秘的大动荡，还是有心涉猎的，甚至连书名都有了，叫《湘西晃荡》。写临近解放时大军压境，竿军残存官兵的动荡分化，写因轻信，无知，盲目，信息不畅等诸多因素铸成的悲怆结局，有点像《静静的顿河》。但作者也担心眼下文学的不景气，写湘西新旧政权交替中大政权与小人物的复杂关系的书能否推出，便只好作罢了。但愿不要让读者留下遗憾。

2021.9.15.于长沙市御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