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曙光

我红六军团一九三四年七月底，从江西永新县牛田奉命西征，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行军和战斗，十月下旬到达黔东印江木黄与红三军会合。十一月中旬，我军在湖南永顺的龙家寨击溃和歼灭了湘西土皇帝陈渠珍等部十个团的大部分，并占领永顺、大庸、桑植三座县城及周围各县广大地区。

在这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六军团决定，在这里创建湘鄂川黔新苏区，将红四十九团一分为二，团长吴正卿和副政委段培钦带三营及二营的一个连，在保靖、龙山一带活动。政委晏福生和参谋长刘转连带一营和二营的其它连队，在永顺、大庸一带活动。任务是发动群众，协助建立地方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队伍。

当时我在四十九团三营任中心政治指导兼任八连工作。我们四十九团先在猫儿滩住了几天，就回到洗车河。团长对我说，省委指定我参加龙山县的地方工作，就这样我离开四十九团来到龙山县委工作，是县委常委之一。

红四十九团在洗车河只个把星期时间，就以四十九团和龙山县委的名义，召开了以洗车河为中心的方圆十余里周围村庄的群众大会，成立了洗车河区苏维埃政府。洗车河周围二三十里的村庄、山寨在一两天内都纷纷自动组织起来了，并推选代表到洗车河来与我们接头联系，有的要求我们派人指导他们工作。当时群众的斗争情绪好似干柴见到烈火一样，很快燃烧起来，三五天时间内周围五六个乡苏维埃政府很快的组织起来了，并将政府人员名单报到了区里，有的乡还组织了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

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对敌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震慑，连二十余里山上一支四、五十人的土匪队伍，也愿意归顺我们。他们通过洗车河的哥老会和我们拉关系，表示愿意接受我们改编和领导。这股土匪的头子名叫穆世顺，他有三十多支新汉阳造步枪，有五六支短枪，子弹也不少。我们四十九团首长临走时嘱咐我要想办法争取他们接受我们的改编。

红四十九团留下的一个姓游的排长在猫儿滩游击队当政委，在我们改编穆世顺股匪后的第三天，他率领该游击队去找四十九团，经过洗车河时对我说，住保靖的国民党军队有向猫儿滩、洗车河一带进犯的动向。中午时我们又得到情报，说敌军有一个团正向洗车河开来。我们在靠山边的一个小坡上集合等第二游击大队，我先后两次派通讯员去催第二游击队，等了很长时间未见他们来。我预感有问题了，但没想到情况变化这样快。为了搞清楚情况，我们又等了几十分钟，才见他们来，并且队伍很整齐，一律掮枪行进。穆世顺走在前面，头上包一块兰布包头，肩上掮一支汉阳造步枪，离我不到三十步远的地方停下来了，穆首先大声问我：“政治委员，往哪里开？”我回答他说：“我们向县委住的农车靠近。”我的话音还未落，穆世顺就举枪对我射击，我见情况突变，身子往旁边一歪，子弹从我的耳边飞过。第一游击大队长是个军人出身，见穆匪开枪打我，他三两步跑上去把穆世顺抱住说：“你不能打政治委员。”这时区少先队长手拿着一杆梭标跑上前去向穆世顺的腰间刺了一梭标，其它匪徒都朝我们开枪。顿时枪声大作。穆世顺这股匪徒事前已作好了反水的准备，由于我们麻痹大意，当时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加上第一游击大队组建不久，又未参加过战斗，武器弹药又少，遇到心怀鬼胎，蓄谋已久的惯匪，思想无准备，警惕性不高。这样，我们的区级干部和游击大队一下就被冲散和缴械了，游击大队长和区少先队长当场被穆匪杀死。我是这二位同志用生命救出来的，我现在还深深地怀念着这两位烈士。

匪徒们走后，我慢慢地向上爬，不敢沿大路向农车方向走，只好从那荆棘丛生、野兽成群、毒蛇遍地的崇山峻岭中攀爬。我走几步又被绊倒了，双手双脚都是血痕，爬到半山腰又累又饿，两脚实在拖不动，就倒在一棵大杉树底下坐下来想睡。刚坐下来就听到四处野兽嚎叫，走又走不动，睡又不敢睡，心里确实很害怕。最后我横下一条心，管它死活睡了再讲，这样我就倒在树下睡着了。等到我冻醒时天快要亮了，摸一摸身上的衣服湿湿的，为了生存下去继续革命，我又坚持着往上爬。等我爬到山顶时，太阳已照着山头，我还是朝着农车方向走。刚走不远见到一条小路，我沿着小路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见到一家人户，我心里非常高兴，便向这户人家走去。这户人家的主人开始有点害怕，我就向他说明，我是贺老总的红军战士，主人对我观察了一阵，脸上才慢慢地显出了笑容，对我改变了态度，给我让座。我实在饿了，便对主人说：“老大哥！你能帮我弄点东西吃吗？我已经是一天没吃到饭了。”主人带着为难的样子说：“红军同志，我家只有红苕和包谷米。”我说：“行啦！你们能吃的我也能吃。”这样，他才叫他的妻子给我做饭吃。我边吃边和他们谈家常，从谈话中，知道他家夫妻二人有两个小孩，靠种地主家的几亩山地为生，粮食不够吃，冬天来了就要到山上挖蕨根来当粮食吃。我又问他从这里到农车去还有多远路，他说还有三十余里，从这里再往前走十几里路就有个乡苏维埃政府。我吃完饭后，就将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给他送了一块，他夫妻二人很高兴，并带我到岔路口，指明向农车方向的路。

快到中午时来到了离农车十余里地方的一个乡苏维埃政府。这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先是很凶的样子盘问我，当我说明是从洗车河回到县委的，他们就热情起来了，要弄菜做饭招待我。我说：“饭我已经吃过了，现在请你们将我送到农车去吧！”他们马上就派了两位赤卫队员护送我。到农车后，县委书记严汉万同志第一句话说：“嘿！老谢你回来了，真是马克思保护了你，我们听游政委说，他们在洗车河北面的大山腰时，听到洗车河方向枪声大作，估计可能是区里发生了问题，我们接连派了三趟人去寻找你的下落，回来都说没有找着。又听说洗车河后街山边被杀了几个人，我们还担心着你，老谢你是从那里跑出来的？”我就将前后的经过情况向严汉万同志说了一遍，他说：“谢天谢地！你回来了就好了，先休息一天再说吧！”当天晚上，我们县委开会讨论洗车河区的工作，决定：一、将事件的经过情况报告省委；二、继续派人去坚持领导群众斗争；三、将农车区的游击队改称为洗车河游击大队，由朱继先同志任游击大队政委和洗车河区委书记，我就回到县委工作兼任农车区委书记，从此我就离开了洗车河。

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的一天，在农车发生了县委遭地主土匪武装袭击的事件。那天晚上，马蹄寨的地主土匪武装田金安、田高梁等百多人趁我县独立团去招头寨、茅坪一带活动，游击队也去红岩溪打地主岩洞去了，家里只有一个没有武器的新兵连和少量的工作人员，便冒充我们的游击队摸了我们的哨兵，有十多个土匪冲进我们县委住的房子。当晚我们县委几个同志正在开会，见土匪冲进来了，组织部长罗华生同志就向外跑，当即被土匪杀害在大门口，同时还杀死我们一个炊事员。房内进行一场搏斗，县委书记严汉万同志头上被砍了三刀，手上也砍了三刀，脚上被刺了一梭标，乘我和土匪还在房里搏斗的机会，他跑出去了，躲在附近一家老百姓的厕所里才幸免一死。在砍严汉万同志时，我的颈部也被土匪砍了—刀，在他准备继续砍我时，我把前面的一张小桌子往上一顶，马灯掉在地上被甩熄了，整个房子一片漆黑。我当时年青，人还算机灵，乘灯熄房内一片混乱，我身子贴着墙壁，一步一步慢慢地往门边靠，靠到门边我就不顾一切地往外冲。土匪一听到往外冲的脚步声，就拿刀乱砍，一个在门边的土匪当了替死鬼。我一冲出大门由于路线熟悉，就从一个小巷子里钻进去往山上跑，外面的土匪发现了就高声喊：“跑出来了一个。”随着“巴啦！巴啦！”向我开枪，我一直跑了一里多路，快到山腰了，下面的土匪还在开枪，眼看着他们无法追上，我就坐下来休息，怎么搞的，觉得颈上冰凉的，用手一摸发现有血，这才感觉伤口痛，我顺手扯了一些草药用手揉烂，敷在伤口上，解下绑带缠在颈上，这样才止住血。休息了一会儿，我又继续爬上了山顶，辨明了方向，朝着靠永顺的一个乡苏维埃政府走去。第二天到了永顺地界的一个乡政府，恰巧严汉万同志也被抬到那里，问明情况才知道我们的游击队闻讯后赶回来才把土匪赶跑。这个乡政府搞了两副担架，把我们二人送到塔卧医院治疗。

我在塔卧治疗休息了半个月时间，伤还没有完全好，又回到了农车，继续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农车区委书记。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由于蒋介石集团对我苏区的“围剿”，整个根据地缩小了，红二、六军团准备离开湘西，这样，我们县委也撤出了农车到了塔卧，仅留下朱继光同志一人仍然坚持在龙山工作，但县委和县委机关没有了，这就是一、二次组建龙山县委的情况。

从农车撤出后，我就回到了部队，被分派到红二军团四师政治部工作团做群众工作。四月中旬，我们随省委转移准备去鄂西另辟根据地。在转移途中，我红二、六军团主力在陈家河、桃子溪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了敌陈耀汉的五十八师，我军乘胜收复了桑植、永顺等县城，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样。省委决定不走了，迁移到龙山兴隆街、茨岩塘，继续坚持湘鄂川黔根据地的斗争。

在围攻龙山县城前，红六军团把我要回去了，分配在军团警卫连当指导员。我们这个警卫连是个大连，有四个排二百四十多人。在围攻龙山县城时，我们六军团的军团部设在石羔山，我没有直接参加攻城。由于龙山县城十分坚固，我们当时没有重武器，有一些小炮，但弹药不多，围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攻下。敌人的飞机天天来龙山支援，到城周围轰炸，四十九团供给处主任邓友禹同志就是在石羔山被炸而牺牲的，他是湖南茶陵人。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我们红二、六军团从龙山出发包围湖北宣恩县城，听说敌张振汉的四十一师从来凤开往利川，我们又连夜从宣恩出发，赶到咸丰忠堡，截击敌人，一举消灭了这个师，并活捉了敌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结束后，我们连夜赶到和龙山交界的永顺小井截击敌李觉的部队。小井这一仗，由于我们没按时赶到，敌人却抢先占了有利地势，因此打得不好，虽然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我们也付出了重大牺牲。小井战斗结束后，我军主力回到茨岩塘。九月省委和二、六军团主力转迁到桑植准备突围长征。十一月下旬，由于龙山县委和县政府内部出了叛徒，方汉英同志惨遭杀害，同时附近的一些区乡苏维政权也遭受了一些损失，我们红岩溪也发生了一次叛变。我们整个游击队三十多人只剩下两条步枪，常到红岩溪、茅坪、比沙沟一带游击。搞来搞去，我们游击队发展到了一百多人三十条枪。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我们红二、六军团主力红军从桑植突围长征了，留下红十八师牵制敌人坚守根据地。到十一月中下旬由张正坤师长，把我们红岩溪游击队加上茅坪、茨岩塘等地的游击队四百多人，合编成龙山独立营，我当营长兼政委。不几天又把龙山独立营、龙桑独立营、湘鄂边独立团合编为红十八师五十二团，刘峰同志任团长，刘诚达同志任政委，我在第三营当营长。红十八师有两个团，五十三团是原来的主力团，五十二团是新组建的团，在张正坤师长兼政委的领导下，留守在茨岩塘一带牵制敌人，策应主力红军突围长征，一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旬，完成牵制任务后，从茨岩塘突围长征，追赶主力红军。

我从湘赣苏区，来到湘鄂川黔根据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我和龙山人民并肩战斗了整整一年时间，那里的人民勤劳勇敢，深受地主、官、匪的压迫，革命觉悟高，富有顽强的斗争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离开他们快五十年了，但我时刻怀念着用生命保护我的英雄烈士，我怀念着和我并肩战斗的战友们，我十分感激龙山各族人民对我们红军战士的支持和爱护。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