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祥

一九三五年古历十月初一，红军攻克了永顺县城，国民党部队都跑光了。湘西军阀陈渠珍乱了手脚，调来他的周燮卿旅、顾家齐旅、龚仁杰旅加上贵州军阀杨其昌师、皮德培师共三万多人马，尾追而来。红军为了打击凶恶的敌人，争取在湘鄂川黔边创建革命根据地，于古历十月初七撤出永顺。贺龙同志用骄兵之计，放火烧了小西门桥，然后向吊井岩、颗砂、仓坪等地撤退，沿途设下埋伏。但是，狡猾的敌人多次尝过红军伏击的苦头，远远跟在后面不上套。加之这些地方地形狭窄，敌人太多，装也装不下，没有成功。初九，红军退到龙家寨，敌人紧紧盯在后面。

龙家寨下的十万坪是个天然的好战场，长约十五华里，宽两三里，坪中间有河流，有田坝，两边是满山密林。贺龙同志和二、六军团的首长们选定这个地方，安排了天罗地网，决心在这里消灭敌人。初十这天天还没有亮，就吃了饭。红军埋伏在十万坪的两边山上。专等敌人钻进口袋里。那时，我正好十九岁。帮我爹打铁，一家人的生活很苦。原先龙家寨有个地下工作人员名叫唐自成，以卖红纸为掩护，大家都把他喊“红纸客”。这时，“红纸客”身佩短枪，当了红军营教导员。他深知我家受苦很深，对我父亲进行阶级教育，动员我给红军带路，我父亲答应了。红军给了我一双草鞋，一条皮腰带，并给一条梭标，我带着红军出发了。

事先贺老总派卢师长率一营人埋伏在梨子坳。初十上午九点钟的样子，周矮子、顾家齐、龚仁杰等旅从塔卧仓坪到梨子坳，卢师长率一营人和敌人打了一阵子，就假装打败撤下了。这一下周矮子更骄傲了，他说：“这就是贺龙的伏兵呀。”十点钟他们大摇大摆地开进了龙家寨，接着敌杨其昌师从新寨坪开来，敌皮德培师从杉木河开来。他们会合后，抓来当地老百姓审问，老百姓说，“贺龙去远了，前锋部队快到桑植了”，这时周矮子神气地说：“贺龙已成了惊弓之鸟，这次他又要回湖北老窝去了。如果放走，龙归大海又难制服了”。他们一面给陈老统（即当时的湘西地方军阀，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拍电报，说是活捉贺龙就在眼前，一面命令部队通过十万坪向毛坝、官坝方向猛追。下午一点左右，敌人全部装进了十万坪这个大口袋。

大约吃晚饭的时候，周矮子人马开到杉木村，有个坏蛋给周矮子报告红军有埋伏。周矮子惊慌失措，急忙命令士兵抢占大堡这个山堡，并且无目的乱打枪。贺龙同志的作战指挥部设在毛坝，眼看敌兵全部钻进口袋，一声信号炮，埋伏在十万坪两山的红军立即全部冲出，王震同志、萧克同志都在前沿阵地上，红军四面八方都吹起冲锋号，红军分三路进攻，中间一路从杉木村进到碑里坪，左边一路由乌龟洞经碑里坪后山到多士坪，右边一路由高岩壁经错落到里作坪，将敌人团团围住。敌人遇到埋伏，无险可守，压到坪里，那里都是冬水田，烂泥很深，拔不出脚，硬象赶鸭子一样到处乱扑。机枪声、步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冲锋号声、“捉活的”、“交枪不杀”的喊声，响成一片。战斗到晚上十一点基本结束。这一仗，敌人溃不成军，被打死一千多人，活捉两千多人。缴获各种枪支三千多支，几个头头化装成叫化子逃跑了。十万坪大捷，是二、六军团会师后的第一次大胜仗，为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打开局面打下了基础。

十万坪大战时，我给红军带路。战斗中，我用一条梭标也抓到几个俘虏，红军连长对我爹说，“你的儿子不要打铁了，跟我们干事吧！”十月十三，就是十万坪大战后三天，我由刘亚球同志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我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在龙家寨成立了乡苏维埃，接着杉木、大寨、毛坝等地都相继成立了乡苏维埃，龙家寨成立了区，我当了乡、区苏维埃干部，二十多天后，湘鄂川黔省苏维埃政府在塔卧成立了，任弼时同志当了省委书记，贺龙同志当了省主席，湘鄂川黔边区红成了一片，革命声势越来越大了，不久，我被调到县里，先是永顺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后永顺县分成永保、郭亮两县，我当了永保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永保县委书记是刘亚球，刘调到大庸后由李国华，再后由严汉万接手，郭亮县的县委书记是刘俊秀同志。

一九三四年古历腊月，我到塔卧省政府参加省委召开的五县联席会议（永保、郭亮、大庸、桑植、龙山）我看到任弼时同志和二、六军团的很多首长。

任弼时同志穿着朴素的灰布军装，嘴上蓄了胡子，个子很高，看样子是四十多了（其实他只有三十多岁）。他给我们作形势报告，那时我才晓得有个毛主席，有个朱总司令。

休息时我到丁家院子里看弼时同志，他坐在一间房子里，房子陈设很简单，一床灰布棉被，一条灰布军毯，一口木箱，桌子上有一大堆书，壁上贴有列宁的像和一张地图。外面有部电话机子。火炉盆里装有一罐子药，看来弼时同志身体是不太好的。弼时同志问我的出身，问我识不识字，问我工作困难不困难，还问了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弼时同志要我好好工作，不要脱离群众，要我保持艰苦朴素的劳动人民的作风。他说艰苦朴素是革命的传家宝，还要我多读革命书，懂得革命的道理。弼时同志和我象谈家常话一样，我一点也不觉得紧张，后来他又给我两本书，一本是《士地改革法》，一本是《红军作战战术》，我一直珍藏着。后来在搬屋时丢失了，我心痛了几天。

开会期间，省委、军区司令部、保卫局、军医院、红校都请我吃过饭，饭后开晚会搞得很热闹，唱《十送我郎当红军》、《拥护苏维埃》、《蒋介石成了什么样》等歌。我记得任弼时同志唱了一首军歌，吴德峰同志的夫人给我们唱了段京戏，叫做《太君辞相》，那时上下级的关系，真是亲密无间，好象一家人一样的亲。

一九三四年腊月三十，由于我们守城力量单薄（只有两连人），敌人占领了县城，我和县少共书记谢尤生连夜奔到省委找到弼时同志。到塔卧时快到了入睡的时候了，弼时同志还没有睡，一见了他，我哭诉道：“任政委，永顺县城丢了！”弼时同志安慰我们说：“不要那么急，等洗了脚，吃了饭再慢慢讲吧。”等我们吃饭时，任政委给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把王震同志、张子意同志都请来了。王震同志见了我们笑着说：“小伙子，那么急什么，明天替你们把永顺城收回来，把敌人一个个赶到水里泡死他。”说得我们都笑了。我们休息了，半夜还见省委书记任弼时同志的房里，灯火辉煌，首长们还在论讨收复永顺城的事呢。

第三天，正月初五，大雪纷纷，我们跟王震同志踏雪出发了。这次带了一团人，调红校学员打先锋。开到五里铺，王震同志召开连以上的干部会，研究怎样打法。他问我敌人到底有多少，我说大约有三千来人吧，王震同志严肃地说：“三千有三千的打法，一千有一千的打法，不能用大约这个估计哩！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说的我脸上火辣辣的。第二天拂晓攻城，敌人溃退，打死一百多，敌头头田少卿、顾定三成了漏网之鱼。事后一调查，敌人只有一千左右，王震同志笑着说：“侦察不落实，把兔当老虎打，可惜大王八没抓到哪。”革命老前辈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们终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敌人分六路向我进攻，为了粉碎敌人进攻，四月十二日，我省政府由塔卧撤出，我们地方工作人员随军转移，我参加陈家河、桃子溪及围龙山和忠堡诸战役，多次看到贺老总和二、六军团的首长亲自在阵地上指挥，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

主力红军长征后，我留下来在十八师。在龙山和酉阳交界一次战役中我和部队失掉联系，只好潜伏下来。反动政府出了活捉共匪田玉祥赏光洋六百元的布告，在人民群众的掩护下，我没有落在敌人的手里，但我的爹爹和一个哥哥、一个弟弟被敌人抓去抵我命杀害了，我的爱人也被敌人抓去卖到龙山了。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548—5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