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福生

挺进湘西　站稳脚跟

一九三四年，王明“左”倾路线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湘赣苏区的红六军团十七师、十八师九千三百多人，作为红军长征的先遣队，于七月二十三日从江西永新牛田出发，实行战略转移。六军团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同志的率领下，转战千里，冲破敌人重重封锁，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途经湖南南部、广西北部，于十月二十五日进入贵州印江木黄地区，与贺龙、关向应等同志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为红二军团）胜利会师。当时，我在六军团十七师四十九团担任政治委员，团长是吴正卿。

我团是六军团的前卫团，行军途中，我们亲眼看到湘西人民的生活很苦。官、匪、霸结为一体，四处横行，使这里的土家、苗、汉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很多农民无家可归，常年住在阴冷潮湿的岩洞里，秋收不到两个月，大多数群众就断粮了，只好靠挖葛捣蕨糊口度日。进入冬季，许多群众没有棉衣，连一些十七八岁的姑娘，身上也只裹着用包谷壳编织成的草衣。晚上睡觉没有棉被，就围在火塘边烤火取暖度夜。有首山歌唱道：“蓑衣当棉袄，蕨根当粮草，松膏当灯盏，赤脚当鞋跑。”这是湘西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早就盼望红军到来。这一点，对于我们在这里站住脚跟是个很好的群众条件。

十一月七日，我团进抵永顺。接着，二、六军团的主力沿猛峒河进入永顺县城。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使湘西军阀头子陈渠珍惊恐万状，立即纠集周燮卿、龚仁杰两个旅和贵州的皮德培、杨其昌两个师共十几个团的兵力尾追我军，妄图趁我立足未稳，一口将红军吃掉。我红二、六军团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能不能在湘西站住脚跟，打开局面，把根据地建立起来，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歼灭尾追的几股敌人。

总指挥部作出了决定，命令部队弃城北撤。刚刚住下来就要撤退，有些战士想不通。我们团领导是理解总指挥部的意图的，知道这是诱敌深入，寻机歼敌，便分头到各连和同志们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很快统一了全团干部战士的思想。十一月十三日，部队撤出县城，到永顺城北西的吊井岩埋伏下来。

敌人是狡猾的，第一天没有上钩。他们一进永顺城就按兵不动了。第二天，为了迷惑敌人，二军团经颗砂、新寨往西北撤退，六军团经颗砂、塔卧往西撤退。第三天上午，两军在龙家寨会合。当天下午，军团首长仔细观察了地形，贺龙同志看到山下民房很多，眉头皱得紧紧的，他对其他领导同志说：“这里尽是老百姓的房屋，打起仗来会给群众造成很大损失，我们把敌人牵远些打吧。”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几位首长一致同意他的意见。于是，立即改变计划，留下侦察分队在龙家寨侦察敌情，部队则撤离到龙家寨四里外的十万坪。

为了打好这一仗，当地人民群众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他们一方面主动向我们报告敌情和当向导，向敌人封锁消息，监视土豪劣绅的活动，另一方面，故意给敌人提供假情况，让敌人变成瞎子和聋子。我团是这次战斗的主力团，王震同志亲临我团指挥。他身先士卒，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战斗打响后，趁敌人混乱时，王震同志从阵地上站起来，大声喊道：“同志们，我们要在这里创造根据地，必须坚决消灭这股敌人，大家跟我来，冲啊！”他一马当先冲向前去，接着，全团战士跟着他象猛虎下山一样扑向敌人。这时，二军团也冲过来了，两个军团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人分割成几块。战士们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以压倒一切敌入的英雄气概，把敌人打得丢枪弃马，溃不成军，纷纷往龙家寨方向逃窜。二军团乘胜向敌人发起了勇猛追击。当地群众看到敌人溃退了，便一呼百应，男女老少搬起门板、杀猪案板、桌椅板凳，堵塞了路口、街巷、桥头，断了敌人的退路，使敌人更加拥挤不堪，乱作一团。待我追击部队赶到，很多来不及逃脱的敌人都乖乖地当了俘虏。

红二、六军团首战告捷，红军军威大震，民心大快。这一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打开了胜利的局面。

建设政权　巩固后方

十万坪战斗结束后，部队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这时，通讯员跑来报告，说军团首长要我马上去一趟。根据以往的经验，我心里估算，一定有重要任务。

军团指挥部离我们驻地有好几里路，我三步并作两步，一口气跑到那里。贺老总见我进来，忙招呼我坐下，笑呵呵地对我说：“军团领导决定，要你带四十九团二营暂时留在龙家寨，一是负责打扫战场，处理俘虏，安排好伤病员的治疗；二是掩护二、六军团机关留下来做地方工作的同志，在这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建立政权，清剿土匪，巩固根据地的后方。这个任务很重要，有了安定的后方，主力到前方打仗才无后顾之忧，部队需要的人员和物资才能得到补充，伤员的治疗问题也才好解决。”接着，任政委也亲切地作了许多指示，指出了工作中可能会碰到的困难，以及要注意的问题。其他几位首长都关切地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们一定努力完成任务，有困难依靠大家想办法克服。”我快步赶回二营，把首长的指示及时作了传达，并进行了具体部署。

这一带受党领导的湘鄂西武装斗争的影响比较深，群众基础比较好。工作队下去之后，以讲演、出布告、开座谈会等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土豪劣绅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把打土豪得来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并镇压了那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支持和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恶霸作斗争，局面很快就打开了。

由于红军主力到根据地边缘作战去了，根据地武装力量比较少，潜藏的地主、土匪武装便乘机大肆活动，仅在塔卧一带流窜的土匪就有四、五股。这些匪徒啸聚山林，昼伏夜出，袭击基层政权，杀害区乡干部，威胁恫吓群众，制造白色恐怖，马光、王茂庆、鲁吉生等几个游击队长都被杀害，匪首顾定山还窜犯过永顺县城，对我安定民心、巩固根据地的革命秩序危害很大。其中，盘踞在白水洞的王金礼、张奎全两股人枪比较多，活动尤为猖獗。我们部队外出活动，经常遭到他们袭扰，军团首长命令我们首先消灭这两股土匪。

一天傍晚，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我们找来一包棉絮，包上辣椒，浇上煤油，用绳子捆好，点着火，设法丢到洞口的茅屋上，茅屋立刻着火，火乘风势，又烧着了旁边几堆木柴，一会儿功夫，烟和辣椒味熏得众匪徒眼泪鼻涕直流，乱喊乱叫。没过两天，土匪个个干得喉咙冒烟，嘴唇也裂开了口。许多被胁迫进洞的土匪和一些土匪家属，眼看实在熬不下去，思想动摇了。我们趁这机会，加强政治攻势，在山下阵地里组织大家轮流喊话，宣传党的政策，命令他们投降。但是几个匪首很顽固，还不断向我们打枪，挑衅性地扔下大米和腊肉说：“红军哥，我们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上来吧，我们把枪支给你们。”战士们看到这些情景，肺都气炸了。向大同志主动提出，他熟悉地形，请求带几个人用突然袭击的办法下洞消灭土匪。我们经过研究，采纳了他的意见，立即组成一个突击组，和向大一起在火力掩护下，用棕绳从山顶吊下去，快接近洞口时，突击组接连摔出几颗手榴弹，消灭了洞口的土匪，迅速控制了两个洞口。战士们高喊：“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众匪徒早就感到穷途末路，无法活下去了，哪里还敢抵抗，便一个个缴了枪。几个匪首看到大势已去，也无可奈何地放下了武器。这次战斗，一共毙俘二百多名土匪，缴获四挺机枪、一百多条步枪和许多光洋。

与此同时，各级地方武装建立起来了，县成立了独立团，区、乡成立了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对地主土匪武装进行清剿。到十二月底，各地共收缴长短枪二千二百余支，基本上平息了匪患，巩固了后方。

粉碎“围剿”胜利长征

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蒋介石害怕我军夺取长沙，遂于一九三五年元月，调集了十一个师又四个旅，共十多万兵力，分六路纵队，采取四面包围、分进合击的战术，开始对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扬言要把我二、六军团“压缩在庸、沅、桑、永地区，聚而歼之”。在这严重关头，传来了遵义会议胜利闭幕的消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及时来电作了明确指示，为我们反“围剿”制定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我率二营奉命调到大庸天门山四斗坪，一方面阻击敌人，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和扩大红军。不久，我们即以四十九团二营为基础，组建了五十三团，并把两个县独立团扩编为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在永顺成立了十八师，我调到十八师任政治委员，张正坤任师长，马赤任师参谋长，李信任师政治部主任。我们师经过短时间的整训，于三月十四日参加高粱坪战斗，在马桂山、胡芦坪击溃敌人两个保安团，并给予前来增援的敌陶广纵队两个团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的锐气。接着，我们又北上大庸，三月二十一日在鸡公垭击溃了敌李觉纵队三个团，为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时间。

四月十二日，二、六军团主力和省委机关撤出塔卧，向湖北鹤峰、五峰一带转移。当天下午，我们到了桑植西南的陈家河。不料敌北路纵队陈耀汉的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抢先到达这里，截断了我军北进的道路。军团首长分析了当面敌人的情况，认为一七二旅孤军深入，两翼暴露，陈耀汉驻守桑植城，离这里六十多里，沿途山高路险，不易增援。而且这个旅多是北方兵，行装笨重，不善于山地作战，我军兵力集中，超过敌人数倍，完全有把握消灭这股敌人。接着，军团首长亲自到各师动员，布置战斗，传达贺老总的指示：要求大家做好充分准备，坚决打好这一仗，为主力转移开辟一条通路。部队趁天黑占领了陈家河东、西两侧的山头，控制了渡口。第二天发起攻击，我们师从侧翼出击敌人，首先占领了敌人铜关槽一线的阵地，歼敌一个团，然后由东往西打，把敌人压缩在狭长的山沟里。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到黄昏时，全歼敌一七二旅，击毙敌旅长李延龄。

一七二旅被歼后，陈耀汉的北路纵队只剩下一个旅驻在桑植城，东南的李觉、陶广二路纵队龟缩在八十多里外的塔卧，不敢轻易出来，西面的张振汉纵队离这里更远，还在湖北来凤一带。十五日下午，我们直插永顺县桃子溪，正好碰上了陈耀汉。这时天已大黑，滂沱大雨下个不停，本来很难走的田埂路，此刻被雨冲洗得象浇了一层油，滑得实在厉害，一不留神就会摔倒。我们以每小时十里的速度，一股劲地往前进。到了预定位置时，正面突击的部队已经打响了，战士们猛然向敌人发起冲锋，村里的敌人猝不及防，顷刻陷入一片混乱，战士们乘势冲进村子，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予以歼灭。战斗发展得很顺利，几个小时就歼灭敌人一个师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活捉敌五十八师参谋长周桂先。

接连打了两个大胜仗，敌人的包围圈被我们打破了。当时，湘、鄂、川、黔的军阀互分畛域，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为了保存实力，看到北路纵队被我歼灭，便纷纷后撤，于是，我军又恢复了以永顺、大庸、桑植为中心的大片根据地。六月上旬，我们大踏步转向西北，经永顺、龙山进入湖北来凤、宣恩，寻求新的作战机会。七月二十八日，我奉命从龙山洗洛出发，到招头寨配合十七师，堵截增援龙山的敌李觉十九师。八月三日，在板栗园以伏击手段，歼灭了增援龙山的敌八十五师，击毙敌师长谢彬，并解放了宣恩县城。八月八日，在芭蕉坨打垮敌陶广纵队十个团。几个月来，我二、六军团密切协同，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避强击弱，寻机歼敌，打得机动灵活，有声有色，运动自如，连战皆捷，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人的反革命“围剿”。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二、六军团粉碎了敌人一百多个团的“围剿”，毙伤敌人一万多名，俘获敌人纵队司令以下官兵八千余人，钳制敌人三十多万，减轻了中央主力红军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98—5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