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国清

参军第一仗

一九二九年七月间，向子云匪部窜犯泥湖塔打贺龙，我们欧家寨的人都听说，贺龙已经当了红军司令，打富济贫，把向子云打败了。不久，又听到向子云带兵要到桑植城去打贺龙的消息，我那时正在桃子溪做木匠。有一天我到泥湖塔赶场去买木匠工具，只见许多红军在场上打着招兵的旗子，我心里就想，在这个世界上，父亲一辈子当木匠，苦得要死，缺吃少穿，一家人还是活不下去。我又想起自己小时候，跟娘在田里捡谷子，被地主婆打了几个耳光，打得满口流血，倒在水田里的情景，就动了参加红军的念头。

初进红军队伍，没给枪，只给一根梭标。过了十来天的一个晚上，奉命令集合，半夜过后大约三点钟就吃了饭，开到桑植城后的桥子垭山上的包谷坪里埋伏着。不久，向子云匪部来了，有两三千人。他过赤溪河时，我们红军便衣队发动老百姓给他搭了浮桥，放起鞭炮，口喊：“欢迎司令官进城安民”。向子云坐着大轿，身背令箭，前呼后拥，神气十足。他一进城，到了街门口一下桥，我们枪就响了，城内外伏兵齐出，高喊：“捉活的呀！”向子云被这突然而来的喊声、枪声吓得魂不附体，加上又被乱枪打伤，只好由他的卫队扶着向赤溪河逃命。赤溪河的浮桥早已被我们砍断，他受了伤，连黑骡子也骑不稳，过赤溪河时倒在汹涌的激流中，后来连尸首也没找到。当时，我们参战的三个中队总共不过三百来人枪，以一当十，歼灭了向子云匪部两三千人，这一仗，红军打出了名，敌军吓破了胆！

湘鄂边区打游击

赤溪河一仗之后，所谓“湘西王”陈渠珍派大兵来了。周燮卿、罗效之、吴尚、朱疤子等匪部都向我们进攻，我们转移到湖北鹤峰成立了红三军。

一九三〇年二月到了洪湖。一九三三年春，我奉命离开洪湖回永顺、龙山、桑植一带侦察各地国民党驻军兵力，为创建新根据地向部队提供情报。当时国民党防范很严，我们派出的侦察员虽然很多，但有的被捕，有的下落不明。我是提着脑壳跑路的，在古历五月初四，我到龙山县城以做木匠作掩护，探清了龙山城内保安团的编制、人员、枪械；也了解了洗车河保安团刘子良的兵力部署，和龙山自卫队的一些内幕，知道他们最近调来千余人，我就向上级作了汇报。后来，我们的部队从洪湖进驻到龙山马蹄寨，我当了班长。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团防武装曾不断包围袭击我军，我们转战湘、鄂、川、黔边区打游击。在永顺塔卧捉国民党桑植县长胡锦心，到湖北利川打邓锡候，到四川打彭水，到贵州打务川。总之不是打仗，就是行军。每到一地，打土豪、筹军饷，把土豪的财物分给穷苦人。老百姓有什么话都肯给我们讲，我们搞侦察很顺利，我们是在明处，敌人是瞎子。那时，红军的纪律真是好，树上熟了的枇杷没有人摘来吃，红军和老百姓是一家，敌人只能被我们牵着转，他们有什么办法！

苏区兵工厂

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由大庸迁至塔卧，随即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田地，成立游击队，扩大红军。

我因为是木工，被分配在兵工厂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是装枪壳子。兵工厂是省委迁塔卧不久就建成了的，设在付家塔，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修械所。政委是晏福生，厂长是马宜胜。马宜胜是塔卧有名的铁匠，过去就会造快枪。工厂共八十多个人，分五个班，有红炉班、冷作班、连发班等。当时战斗频繁，缴来的、搜来的破旧枪枝很多，需要立即装配、修理，特别是子弹很缺，需要自己制造补充，所以工作十分繁忙，白天干一整天，晚上点上煤气灯到半夜以后还不放手。我们把空弹壳装上土火药、火蒂把，把废铜钱溶化后制成子弹头，还用土火药试制手榴弹、炸弹等等。

一九三五年春，部队在慈利缴获了朱疤子（际凯）的车床、刨床，规模就大些了。万坪多仕坪兵工厂就是由塔卧分去的，工人增加到一百二十多人，加上警戒部队共有两三百人。不过当时最感困难的是缺乏动力，大小机器只好用手摇干活。

我在塔卧兵工厂、龙家寨兵工厂都工作过，以后兵工厂又转移到龙山茨岩塘。长征时，小机件带走，笨重四大件都埋藏或销毁了。

解放塔卧　剿灭土匪

一九四九年，东北全境解放，部队由哈尔滨南下入关。我因病留在军区医院治疗，一九五〇年元月得到上级批准退伍，返回故乡永顺。这时土匪尚未肃清，阶级斗争十分激烈。作为一个老兵，我又返回革命队伍，参加地方工作。当时，县长张骥要我到塔卧当特派员，接着担任六区区长，和一四一师剿匪部队在塔卧区一道开展剿匪工作。

塔卧匪情复杂。匪团长丁雍臣、田贯生、雷湘帆都是塔卧的。我们配合解放军，一面作宣传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剿匪政策，瓦解一部分土匪，使他们自首登记；一面对那些顽抗到底，拒不投诚的匪徒实行武装进剿。

匪首谭再坛（小名“坛坛儿”）在沙坝乡蟠龙山一带聚集一千余人。有一次他纠合所部，公然扬言要打区政府。我得到情报后，立即报请永顺军分区派部队前来进剿。我们区中队和乡公所配合解放军张营长分路向蟠龙山围歼。张营长从正面进攻，我堵三家田，曾衍鹄堵刘家坳。我方用六〇炮首先轰击，然后发起冲锋，匪部仓惶逃窜到西库去了。

有一次我们区中队和剿匪部一个排，由李家坪出发到冷水去打土匪覃大汉子。覃大汉子有一百多人枪，扎在周家坡。当我发现对面山上匪部哨兵在游动时，我和王排长带三个战士前去侦察，我们登上山头后，我只打一排子弹，喊几声“冲锋”，一百多个土匪竟被我们几个人连追两个山头，撵得远走高飞了。

砂坝乡向寿之原为国民党中立乡乡长，不相信党的政策，心存观望。我亲自到他家说降，说明形势，宣传政策，指出前途，要他打消顾虑，立功赎罪。临走时，我给他留下三十条枪，要他以乡中队名义，保护乡公所。以后上级命令收枪时，他们三十多支枪如数上交了。

砂坝土匪向质云，号称一个团，有两个营投降交了枪，还有一个迟迟不交。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随后又找到他本人，要他通知这个营的排长以上的土匪军官来开会（包括他的兄弟向三营长）。我在开会时进行宣传，讲解政策，杀了一头猪，还发鸦片烟给他们吃，表示优待。三天以后，这个营的三挺机枪，几十支长短步枪都交来了。

（《红色塔卧》，青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7—302页）